华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带动了一系列文化艺术的场地兴建，这些场地兴建营造了一种文化发展的空间，而这些场地的设计观念，都是来自西方的模式，博物馆、歌剧院、演奏厅和小剧场都是西方的模式，这种西方模式是经过百年的演变而成，这些西方移植过来的“文化空间”，对华人的文化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影响是需要具体评估和研究的。

　　例如，在移植过程当中有没有深入理解硬件和软件的关系？西方表演艺术市场化是在一种怎样的生态环境下发展和成长？文化空间的规格管理经营和硬件设计有着怎样的关系？创作人在这种文化空间下衍生了怎样形式的创作？市场化的文化艺术和娱乐有着怎样的分别？西方那种雅俗共存的文化生态是怎样形成的？具体运作是怎样的？文化场地的格局和管理有着怎样的关系？到最后我们也是需要问一句，文化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是单纯市场经济效益吗？长远社会效益和公民质素的提升重要，还短期市场效益重要？两者之间可以共存吗？

　　其实这些问题本来是不用“回答”的，常识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本”，文化应该是具远见，具视野，超越经济效益的，文化不是短期的功利，而是长远的“投资”和国民国家认同的建立，国家的国格建立来自文化，但在目前价值错乱的市场经济主导时代，很多华人城市的文化艺术发展只是盲目复制西方文化硬件建筑模式(歌剧院、管弦乐厅)，而没有深入理解西方文化艺术的各种生态环境，像高稚文化与流行文化之互动和关系，西方是极度重视艺术教育作为培育深度观众群的基础工作，并重视文化的实验和研究，西方政治人物和商界大都把文化艺术视作一种培育长远社会软实力的政策。

　　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比较自觉，对西方的文化生态进行深入而系统化的研究，并且有计划地培育不同类型的专才和体制。

　　华人社会由于长期积弱，社会仍然存在着一种“搵食”(求存)最重要的心态。像香港这个搵食“资本主义”主导社会，仍然只会把文化发展置于经济发展下面，“有市场”成为唯一的指标，“狗仔传媒文化”独大正好说明了这种现象，由政府支持的文化艺术在僵化的体制下越来越被狗仔市场文化牵着鼻子走，完全不重视基础文化艺术教育的结果是“文化艺术”市场慢慢被边缘化，而这种现实是影响着原有多元艺文空间的发展，以市场名义把一些本来多元的文化进一步单元化，低俗娱乐慢慢完全控制所有文化艺术的发展。

　　近年两岸三地流行的都是兴建大型文化艺术场地，大歌剧院、巨蛋之类的大型场地，一切都是要大要多，找一些名牌建筑师弄一些外型奇特的地标建筑，对于这些建筑空间对文化创作的具体影响严重缺乏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更缺乏一个长远的文化蓝图，所以我们常常听见“市场”、“吸引游客”等等短视的口号。外表是以“多元”为口号，实质上的完全的低俗。低俗不是问题，低俗独大才是问题的核心。

　　香港这个“低俗独大”的现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中国内地和台湾是不是也是被香港影响？答案是明显的，中国近年的文化发展也是在“香港化”，文化艺术工作者被市场边缘化，故此文化场地的规划设计兴建和经营，都是被短视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市场利益主导。

　　回顾历史，所有重要的文化建筑都是一种推动文化发展和进步的“文化空间”，硬件建筑都是为配合软件的文化发展需要而规划的。像西方规划博物馆之前都是先着手于购藏政策与定位的软件研究，确定购藏与营运模式之后，才进入硬件规划的研究，表演艺术场地也是先理顺和确认其艺术定位和运作摸式，才进行有关硬件的规划和设计。

　　这种按部就班的做法在强调效率的华人社会往往被忽视了，这也正是西方文化仍然然于一种“强势”的主要理由，西方是以软件规划为先，硬件随之而进行，而软件规划需要大量不同类型的人才负责，有学术人才、管理人才及创作人才共同配合才能成功。

　　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在外表上十分现代化、西化，但在文化空间规划上，仍然处于一种西方殖民地的状态，盲目移植一些西方文化硬件设计，软件规划只会找一些对香港没有任何认识的国际顾问公司进行。

　　这也正是香港文化不能持续发展的主因，一切都是放烟花式的文化活动，一切的文化只可以是借来的，故此进行有关文化空间和文化发展的研究和讨论十分重要，只有透过这些具体检讨，才能寻找更具体的改善方法，而透过不同城市和个案比较，以及经验之分享，才能重新建立更多元和具远见的文化视野。(摘自香港亚洲周刊 作者：胡恩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