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出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薛理泰的文章《崛起未竟 仍须戒骄》。文章认为，纵观历史，在民众和官员之间，“飘”的心理交相感染，结果大多不妙。当前，求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争一日之雄长”，无补于大局，反而有可能引来无穷的后患。

　　文章摘编如下：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腾飞、国力不断充实的状况，放在历史视野里，这个过程可称之为历史长河中的“间隙期”。

　　北京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在于，在这个“间隙期”内，如何对各种有利因素予以充分利用，而对各种不利因素进行“无害处理”。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度过这个“间隙期”，其综合国力必然又会上一个甚至数个台阶，这是可以预料的。届时，国际势力要“对付”中国，则成本太大，风险太高，一时又难以奏效，很可能就此罢手，不再作此想，而是诉诸于如何同中国磋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重新互相分配利益了。

　　如今北京把新世纪头二十年视为“战略机遇期”，判断中国在这段期间可能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说到底，也就是立足于在此期间基本上可以把中、美两国迎头相撞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的估计。“战略机遇期”的价值及其重要性恰恰在这里。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迈向盛世的途中，执政者往往能够对民众情绪及时、有力地进行引导和疏通，而这样的引导和疏通对于盛世的到来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与之相反的时期，执政者却每每无意或者无力对民众“飘”起来的情绪进行必要的引导和疏通。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中国近代史上，十九世纪末清朝各省当局大兴洋务，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趋于巅峰，均可被称为即将迈入盛世的前奏时期，结果均因日本介入而中途而废，令人痛心不已。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可不戒惧乎？

　　多年来，中国国内学术界一直在强调，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在国际竞争乃至国际斗争中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学术界似又转为强调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对国家兴衰的重大作用。

　　在国际风云际会的严峻考验中，或是在国力发展遇到瓶颈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制度的先进性或者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对国家兴衰甚至兴亡并没有起到重大的作用。相反，一部世界史从某个侧面看，充斥着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或以野蛮战胜文明的记载。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即胜者有正确的战略作指导。

　　决定国家兴衰的决定性要素并不全是综合国力，而还有领袖的智慧以及为精英群体接受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正确与否，加上若干并非纯然是巧合的机会，亦即所谓“国运隆否”。软实力的作用丝毫不逊于硬实力。无怪乎美国奥巴马政府刚履新就要强调“巧实力”了。

　　例如蒙古族向来能射善骑，以强劲的爆发力著称。这种基本民情并非始自成吉思汗。然而，在成吉思汗成长之前，蒙古族一贯弱小，被金国欺凌奴役；成吉思汗身后，在冷兵器时代，蒙古族依然能射善骑，蒙古却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强盛起来。

　　成吉思汗及其子侄辈麾下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铁骑过处，动辄屠城，老少无遗。无论社会发展形态、文明程度还是经济实力，当时蒙古族远逊于被其征服奴役的各个民族。长达一二百年，这些民族都被蒙古贵族奴役，迟迟不能翻身。若论GDP，蒙古不及被它屠灭的大国的百分之一。蒙古之所以称雄一时，是成吉思汗的真知灼见被蒙古贵族一致接受，并且付诸于创新的军事实践，这是蒙古军队战斗力倍增和蒙古政权高效运转的前提。关于领袖智慧以及战略正确性的无与伦比的作用，此即一例。

　　在如何看待美国的问题上，北京向来试图“以两手对两手”。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贯彻这项策略，就能化解或者阻止一些不友好势力之间的结盟及其针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威胁性行动。

　　当前，求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争一日之雄长”，无补于大局，反而有可能引来无穷的后患。

　　据判，白宫在战略博弈中，对于是否将把中国视为必须全力对付的“老二”，尚在煞费踌躇的阶段，并未最终在棋盘上落子。在华盛顿的战略盘算中，中国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拉一拉”、“推一推”的范畴。概括地说，即“拉一拉”，则中国可能继续在国际反恐斗争中成为美国盟友或至少是非敌对性的中立国家；“推一推”，则中国成为美国在现实中最需要打起精神与之周旋的对手或至少是最大的假想敌。

　　在历史上，在民众和官员之间，“飘”的心理交相感染，结果大多不妙。从远处看，则非国家之福；从近处看，对当局也没有益处，因为这种心理拉抬了民众对当局施政的期望值。

　　就中国而言，遇事快意恩仇，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歧途去从，自须三思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