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23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刊出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郑永年的文章《国有企业扩张和中国制度创新的命运》。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现在到了关键期。第一波制度创新远远不足以促成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人们必须对国企的扩张对制度创新所能造成的影响具有足够认识。只有把国企改革推到更高层次，才能促成制度创新的动力，提高企业效率，达到可持续的经济成长。

　　文章摘编如下：

　　近年来，国有企业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国有企业曾经是“亏损”、“低效率”和“人浮于事”等的代名词。这些年的扩张有很多原因所致。尽管抛掉社会包袱、引入市场机制等改革为国企带来了新的激励机制，但不可否认，国企所处的垄断地位和中国总体市场的扩张等因素在国企扩张过程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

　　尽管中国已经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世界范围内的危机还没有过去，并且还不时会有新的危机因素产生。这就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继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说，国有企业扩张的势头还会继续。

　　从短期来看，国有企业也可以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尽管一些国有企业无论从效益、效率和创新能力来看都不如一些非国有部门，但很多因素都使得国企要维持很多年的高增长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包括中国市场的扩张、大规模基础建设、法律和政策优势、财富转移等等。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化早期也取得了很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从长远观点看，所有国企都要面临两个关键的问题，即自我萎缩和制度创新。自我萎缩不仅发生在包括前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计划经济类型的国有企业，也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

　　无论是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共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源动员类型的增长。在一阶段高增长之后，因为所能动员的资源有限，或者资源动员不足，这些部门就会走入自我萎缩的阶段。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会解体和西方公共部门被私有化。今天，因为经济的全球化，资源动员可以涵盖国内资源和海外资源。但可以预见，无论是国内资源还是海外资源，都会是有限的。

　　更为严重的是国企对经济制度创新的有效制约。可以说，“交易”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来源。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社会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

　　经验地看，西方的很多制度创新都是来自于其“交易”方式，尤其对经济制度来说。西方的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这就导致了政府和商人(或企业家)之间特殊的“交易”方式。

　　一方面，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因为只有经济发展才会巩固和扩大税收基础。这样，政府必须容许、鼓励和支持商人和实业家的各种制度创新，如金融和银行制度等等。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必须有制度创新，这样才能从社会吸取财富，为国家所用。这主要表现在西方的各种税收制度的创新方面。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西方规制型政府的形成更是和西方特有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有关。因为政府本身并不拥有企业，或者说政府独立于企业的利益，政府就比较容易对企业建立起规制制度。

　　　　中国经济制度不发达原因复杂

　　中国经济制度的不发达有其很复杂的原因，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传统上，中国的政府都拥有很大的国有企业部门，或者如《盐铁论》所显示的，国家必须垄断关键的工业领域和商业。

　　而这个国有企业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改革开放前的“自留地”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农民在“自留地”，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并不用和市场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自留地”和农民之间并不发生任何“交易”。没有“交易”也就不需要任何制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开始发生。这主要有两个要素，一是市场化，二是全球化。市场化是对原来计划经济的反动，产生了无数的经济“交易”，这就需要各种经济制度的建设，否则“交易”没有办法发生。而全球化促使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国际接轨。如果没有一整套制度，中国就不可能和国际经济发生关系，进行“交易”。

　　今天国企的扩张并不是说中国会马上回到从前计划经济或者传统皇朝经济状态。但如果国企毫无限制地发展，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必然受到严重的制约。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国企已经开始表现出传统皇朝经济的特点来。例如中国经济消费很大的一块就是政府消费，奢侈经济是主要特征。又如，国企在转移财富(从私营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中小企业转移到大型国有企业等)的功能要远远大于其创造财富的功能。

　　　　国企“全盘私有化”没有可能

　　如何进一步改革国企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很多人转向了私有化，通过私有化消解国有部门。但是，全盘私有化没有可能。这不仅是因为私有化也不是万能的。俄国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

　　更重要的，国有企业对中国来说还有其正当的功能，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领域，国企还需保持其主导地位。此外，国企在应付危机和承担民营领域承担不了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国企也不是不可改的。国企仍然有大量的制度改革空间。首先要给国企规定一个合理的边界。其次，要改变国企的运作方式，让国企完全从属于市场力量，市场规则必须主导国企的行为，否则国企就没有竞争能力。只有竞争才能有制度创新，才能产生效率。再次，国企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可以分离。管理权必须开放给社会，让专业人才来管理企业。

　　中国今天的国企显得越来越具有封闭性，就是说国企领域的人才流动不足，而表现出从前计划经济时代父子、母女代代相传的特征。如果管理权不能开放给社会，国企最终必然会演变成为封闭的既得利益，而对其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再者，产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也有利于规制型国家的建设。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创新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市场化和全球化取向的改革造就了第一波制度创新，但这些创新远远不足以促成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人们必须对国企的扩张对制度创新所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足够的认识。

　　只有把国企的改革推到更高一个层次，才能造就人们理想中的“国(有企业)进，民(营企业)也进”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促成制度创新的动力，提高企业效率，达到可持续的经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