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广州历史建筑 民间“在行动”

　　有人说，要寻找一个古老高迈的中国，一定要到乡村社会中去。最近30年，中国急速变化的城市，已很难嗅出古老中国的气息。这样的忧虑，一般都发生在被人目为“保守”的耆老遗民身上。颇为难得的是，在广州，一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正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卫战之中。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走上街头“扫”出有价值的老房子，为不断变化的广州寻找不变的瞬间。

　　民国建筑妙高台、金陵台被强拆事件发生后，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广州近年广泛涌现出来的民间文物保护团体身上，它们曾是保护妙高台、金陵台最初的倡议者。

　　在广州，几乎每一场极富争议性的文保拉锯战中都能见到民间人士的身影，他们一边为每一幢历史建筑和每一条文化街区的保育“鼓与呼”，竭力留下羊城街头那些凝固的记忆；一边拿起手中的纸笔、相机和摄像机，四处捕捉那些行将消逝的民间历史，为日新月异的羊城“立此存照”。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柯兰君教授认为，世界各大城市发生的旧城改造和社区重建事件，可以视为建立当地公众意识的重要契机。尽管今天的民间文保团体还存在资金短缺、缺乏沟通等尚不成熟的问题，但无疑的是，广州的民间文物保护团体正在以专业姿态走进媒体的视野，积极而主动地投身到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洪流之中。

　　“扫街”发现上百座历史建筑

　　新千年的广州，城市改变的步伐越走越快。在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中，一股“自上而下”的民间文物保护力量正试图为这座瞬息万变的城市挽回和留住些什么。

　　近几年，在涉及旧城改造的几乎所有老城区如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等，不约而同涌现出一些自发的民间文物保护团体，如恩宁路的“恩宁路学术关注组”、海珠区的“河南地文化学社”、越秀区的“古粤秀色工作室”，它们大多由在本地生活或长大的学生、教师、白领组成，自发走上街头“扫街”，目标是发现深藏于街巷之中、尘封已久的老房子。

　　2009年，南方日报记者率先在豆瓣网上发现了一群广州民间文物保护人士，他们以“发现广州”、“暴走广州”等网络小组为根据地，掀起了一股寻访广州文物古迹的热潮，随后他们的身影开始见诸报端。

　　小组的发起人之一刘伟伦，是土生土长的老广州，如今40多岁的他是广州某技校教师，他是“发现广州”小组的核心人物，被网友们称为当之无愧的“扫街专家”。“发现广州”小组主要有白领和大学生，最初不少是摄影发烧友，只是想为这些老房子拍照。但2009年的一次发现，让“发现广州”小组壮大起来。

　　当年8月，有人在广州市房管局发布的拆迁公告中发现，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红园”名列其中。“红园”是民国时期的经典建筑，也是广州地区少有的具有英国乡村风格的别墅洋房，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发现广州”小组的成员们随即参与到“红园”的保护之中，邀请媒体一起探访，最终在多方的呼吁下，成功保住了“红园”，并使其跻身为越秀区文物保护单位。

　　随后的4年多时间里，刘伟伦与他的团队足迹几乎遍至广州每一个窄街闾巷。他们发现了许多藏在偏僻街巷里的历史建筑，“扫”出上百座有价值的历史建筑，然而在他们的努力下成功被列为文物建筑保护的只有五六座。幸福大屋、儿童医院红楼、“三多轩”故宅等数十栋不被关注的历史建筑，被他们上传至网络，从而引起媒体注意。南郊别墅等建筑更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被纳入区级文物保护范围。

　　与刘伟伦一样“扫街”的还有杨华辉，他是前不久被强拆的妙高台、金陵台最早的爆料人。从2002年开始，杨华辉带着两个学生去重访老房子，从东山出发、到越秀，对200多处历史名胜古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摄影。2008年，他开通“古粤秀色”网站为这些历史建筑“存档”。“发现一处历史建筑就先将它在网上曝光，发动大家去保护。”

　　为濒危老房子建“最后的档案”

　　就当刘伟伦、杨华辉等人走上街头扫街时，广州旧城的许多老房子也正加速消失。让刘伟伦心痛的是，“发现广州”小组成员在恩宁路扫出的38处粤剧名伶故居，如今5处已被夷为平地，“这就像一场跑不赢的比赛”。

　　在恩宁路长达5年的改造拆迁中，2010年，一群关注恩宁路命运的年轻人组建了“恩宁路学术关注组”。他们大多是“85后”，所学专业涉及人类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新闻学和艺术学等。他们有知识、有想法，尽管大多数是“楼房里长大的一代”，却对老房子产生了感情。3年多时间的每个周末，这帮年轻人在这片被不断“蚕食”的区域里搜索和寻找着，为每座老房子建起“最后的档案”。

　　“我一直在想，恩宁路的命运不应该是一些规划师在办公室里孤独地或者心血来潮式想出来的，我们认为他们应该真正地深入这个街区去体验、去观察。”小组成员、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院毕业的超群说。

　　另一位成员晓雯则回忆起恩宁路改造的点点滴滴。恩宁路吉祥坊1号，这栋建于民国初年的精致建筑被艰难地保留下来，然而随后不久，它旁边的一整排西关风情的民国“竹筒屋”一栋栋消失在人们视线里。

　　其中最让晓雯痛心的是吉祥坊5号，这是一间有5个外立面的竹筒屋，外形似一艘船，被大家形象地称为“船屋”，是恩宁路民国竹筒屋里最标新立异的一座。有一天，小组成员接到街坊爆料赶到现场，它已经被拆了一大半。

　　无奈之下，小组成员开始为恩宁路每一间历史建筑拍照片、视频并存档，如今已整理了数十座老房子的“档案故事”，其中一半几乎在记录的同时就消失了。

　　晓雯回忆说，恩宁路3年多的变迁中，太多的人和事轻如尘烟，她一直无法忘记一个老街坊燕姐。“恩宁路面临拆迁的老街坊们不断诉说各种诉求，只有燕姐一直跟我们强调这里是她永远的家，她说自己舍不得家门口的那棵大树，舍不得附近的流浪猫……我们都懂她心理的那种眷恋。”晓雯说，不久后燕姐的房子被拆了、人也搬走了，从此还换了手机号，与这里的人再没有联系。

　　晓雯告诉南方日报记者，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仍然可以为消失的老城区留住些什么。一年前，“恩宁路学术关注组”将注意力转向为恩宁路修“文史志”。“我们希望从街坊口述、历史、情感等方面，为恩宁路保存下记忆。”

　　应建立“文物民声直通车”

　　“恩宁路学术关注组”的成员超群如今已经去英国留学，他的网络日记里写道，希望广州的老城区能留下一道完美的天际线。

　　“在瑞士边境小城巴塞尔，从莱茵河一侧望去，整个旧城的立面和天际线完美无缺。著名的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事物所(即鸟巢设计者)在旧城内部设计了一个文化博物馆，其实只是在一个原有的老房子上面加了一个现代材料、造型独特的顶。但遭到了河对岸居民们的反对。”超群认为，“一个城市的保守并不会压制创新，却可为创新提供灵感和氛围。鲜活的生命力，只能在有根和有延续性的地方生长。”

　　然而，如何让这些闪光的民间智慧与政府的旧城改造规划“无缝对接”，似乎仍隔着遥远屏障。“我们每次苦心递交到有关部门的规划建议书，都只能得到‘谢谢’两个字的答复。”晓雯说。

　　常年活跃在海珠区河南一带扫街的“河南地”小组曾屡屡碰钉子。在一次扫街过程中，组员发现列入不可移动文物的龙导尾郭氏宗祠，沦为人们自出自入的仓库，宗祠门口两扇高大的木门被不明身份的人员偷走，报案给当地文化站后，虽得到了彻查的承诺，最后却不了了之。

　　文物申报流程的不透明，让小组负责人陈晓平感到十分困惑。“我们不清楚有哪些老房子被政府列入保护范围，哪些又在保护之外。尤其我们上报的文物线索，最后几乎都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在香港，来自民间的文物保护团体可以通过古物咨询委员会，与政府对接。陈晓平建议，广州有关部门应建立“文物民声直通车”，充分吸纳民间智慧，为名城委、规划局、房管局等职能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民间文物保护团体，应该是政府有益的助手。”陈晓平表示，“文物和历史建筑的调查，不仅仅是政府文物部门的职责，它还必须借助民间的力量，因为任何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单方面出发很容易造成错误判断。”

　　“从长远来看，民间团体最好还是向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接受政府的指引，对他们的发展更有利。”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汤国华认为，目前民间社团仍然处于比较零散的局面，较难开展有影响力的活动。

　　可喜的是，近年来广东正尝试通过立法的方式，推动民间力量对文物保护的参与。广东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曾在几年前提出，“建立以政府保护为主、全民参与的文物保护管理体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以便官方与民间形成合力，促进文保事业走上正轨。

　　然而，目前大部分广州文物保护团体一无资金，二无资质，开展活动非常艰难，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选择坚守。

　　如今，刘伟伦的“发现广州”小组发展壮大，于去年成立了“广州民间文物保护协会”，已有上千名成员。为广州市规划局提供一张广州历史建筑的分布图，是刘伟伦当前最大的心愿。他表示，协会一直在努力发掘政府部门尚未关注到的角落，而庞大的工程也让刘伟伦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项工作起码要做20年”。

　　“广州，是一座两千多年的古城。然而，当我们看到前人所创造的一页页光辉历史正在渐渐褪色，心中是那么沉重。政府的力量有限，民间的智慧无限，让我们用爱、用实际行动，保卫这座城市。”协会几位主要成员反复酝酿后写下了这段“独白”，显得感人而坚实有力。

　　●南方日报记者 李培 杨逸

　　实习生 史璇 黎金鑫 　策划统筹 陈志 李平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