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土地流转应先保障农民权益

12月1日，杨禹讲述三中全会提到的土地红利。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本报济南12月2日讯(记者 孟敏) “比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更重要的，是推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12月1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杨禹做客齐鲁大讲坛，在山东博物馆一楼报告厅，全面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三农问题的新举措。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建担任本场主持。

　　“既要看‘新提法’,也要看‘老提法’；既要看‘改革’,也要看‘发展’；既要看‘市场’,也要看‘政府’；既要看点的突破，也要看点与点的关联。”杨禹用均衡的眼光解读了三中全会的内容。

　　同时，杨禹指出了藏在背后的改革逻辑的变化，那就是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把城镇化问题、三农领域的问题紧紧咬合在一起部署。“农村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土地资源大量消耗，用较快的建设速度、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为代价求发展，这样的局面，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必须改变。”

　　杨禹说，改革的最大难题是农民流动过程中怎么明确自己的财产权利。如果农民选择流动，他在农村的财产权利可以跟他在城里可能获得的财产权利做平等置换，“这才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改革路径”。

　　杨禹希望，农民把宅基地转让出去的时候，选择必须是理性的，必须是在居住、生活、收入等各个方面有制度性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

　　“致力于建立一个保障环境，比让农民尽快把宅基地流转出去要更加重要。”杨禹提出，要避免农民盲目过快地把宅基地流转出去，但是应有的保障却没有得到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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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征地范围宽，农民流转渠道却窄

　　“拿出小卒过河的勇气和韧性。小卒过河是可以当车使，步步不惊人，但是最后也能拱出一个胜利。这是今天中国改革典型的形象。”杨禹说。

　　为什么讲赋予农村更多的财产权利？今后要如何做？杨禹分析说，之前集体建设用地无法跟国有土地同等交易，市场交换的范围很窄，农民将建设用地变为财产的渠道很少。同时在广大农村地区，征地范围太宽，今后应该把征地的范围缩小，只能为了公益的目的征地。

　　杨禹举例说，安徽的土地最新动作里，除了农村具体经营型建设用地跟国有土地能够入市外，在更多主体、更大范围、更多的具体动作上尝试着让农村的财产权利特别是土地的权益得以保证，最终丰富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增加农民收入。

　　若资源向权力集中，农村仍难发展

　　“让更多的资源由市场来配置，而不是由权力来配置。”杨禹说，过去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乡村总缺少优质资源？资源总往大城市跑？因为所有的城镇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最大的城市往往行政级别最高。

　　杨禹形象地说，面前来了一群市长，名片上都印着市长，但有的是省部级，有的是副省级、厅局级、县级。如果放开镇改市，很多镇长也变为市长，可行政级别还是科级的。

　　“从省部级的市长到科级的市长，当他们都想发展自己城市的时候，如果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仍然在政府手里，注定城乡发展仍然向级别更高的市长手里集中。”杨禹说，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的新提法，将极大影响城乡关系。只有实现这样的机制，我们的农村才能够像期待的一样，获得更多发展。

　　要用公共品杠杆调节人们的选择

　　“要用公共品杠杆调节自然人的选择。”杨禹说，不管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每一个自然人都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到底生活在哪儿。一个农民工去北上广、去济南，还是去县城，或是呆在家门口，不是听行政命令，而是自己做经济选择。

　　杨禹认为，表面上看起来北上广等大城市压力大，但这些城市因为财政有钱，水、电、气、副食品等公共品的补贴很多。而太多的资源集中涌入大城市后，大城市改善民生做得更到位，具备了一定生活成本吸引力，使得更多人不断涌入。

　　他表示，大城市要适当让自己的生活成本回升，同时分配更多的资源去小城市、小城镇甚至乡村，让这些地方的公共品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才能够让人们知道，大城市固然有它的吸引力，但生活在一个中小城市，经济选择更合理。

　　本报记者 孟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