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明确以城镇化为投资方向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问题，国内分配体制矛盾对当前的生产过剩格局有着重大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可以产生巨大的内需。同时，目前应该明确以城镇化为投资方向的政策取向。

　　城镇化是拓展内需主要方向

　　中国证券报：在目前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局势下，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王建：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新全球化开展以来的这二十年，中国经济能够出现持续高增长，是建立在外需高度扩张的基础上，由此形成了外向型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外需增长过程中断，随着发达国家为摆脱危机而不断实施了走向极端的货币政策，关于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货币金融危机的讨论也增多。若外部危机绵延不绝，中国的外需就难以恢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回到以往依靠外需拉动的轨道。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城镇化会成为拓展内需的主要方向呢？简单地说，工业化所创造的供给，是为满足城市人的需求发生的，所以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可分割。但是改革前30年和改革后的这30年中，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使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发展方式。反思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这种抑制城镇化的战略取向虽然有其历史功绩，但发展到今天弊端也暴露无遗。由于保持了庞大的低收入农村人口，使国内的需求与供给规模严重不对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外需的严重萎缩，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突出。当然，国内分配体制矛盾对当前的过剩格局也有着重大影响，但是大量研究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可以产生巨大的内需。

　　中国证券报：有专家认为，目前城乡二元结构除了现代化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外，还包括社会意义和行政意义的二元结构。那么，推进城镇化对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作用是什么？

　　王建：城乡结构扭曲属于大结构的扭曲，不从根本上解决大结构扭曲的矛盾，不仅会使工业生产由于过剩矛盾难以继续发展，也严重阻碍着农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步伐。

　　从农业看，大量农民工虽然已经进城打工，但是仍长期保留着对家乡土地的经营权，使中国的耕地不能实现集中经营。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是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土地长期归小农户所有而不能集中，就是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阻碍。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只是被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所掩盖的一个假象。只要在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会有超过两亿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所以，通过大规模的城镇化使8亿农民进城，从而彻底脱离与农村土地的关系，是使中国农业最终走向现代化的必须条件，并且也只有建立了现代农业，中国才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从服务业看，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的长期存在，是压低服务业增长空间的最大因素，因为组成现代服务业的许多商业机构，都不可能在分散的农村发展，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在城市没有家，也不可能产生像城市人那样的服务业需求。因此，尽管目前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已经高达3倍以上，而像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的城乡消费差距，更高达4-5倍，并且使中国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服务产业比重相比，要低15-20个百分点。所以，只有使大量农民工携家带口进城，转换成市民身份，才会有服务业的巨大增长空间，才能使中国服务产业的比重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匹配。

　　明确以城镇化为投资方向

　　中国证券报：有人担心各地会借城镇化大兴土木，造就“空城”、“死城”。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建：按照新千年前十年的情况计算，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的增长速度，需要每年新增8万亿元左右的新需求，大体是出口和消费各2万亿元，投资新增4万亿元。因此，目前应该明确以城镇化为投资方向的政策取向。如果把改革重点仍摆在生产流通领域，而忽视了对导致城乡差距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体制与结构性矛盾，进行大调整、大改革，这样的改革即使动作再大，恐怕对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陷阱的作用也不大。

　　2000年以来，中国新增真实城市人口约1亿人，同期新增的城镇投资约50万亿元，大体上是每新增1个城市人口，会吸纳50万元投资。如果未来20年中国新增城市人口达到8亿人，所能产生的投资需求就是40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这已经大大超过了“保9”所需的社会总需求年均增长额。如果把服务产业的发展空间拓展到占经济总产出的60%，也可以在未来20年提供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就是结构转换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道理。由于城镇化把大量农村人口吸纳到城市，使中国农业得以完成现代化改造，可以新增数以亿计的非农劳动力。所谓中国经济将丧失国际比较优势的预言，也都早晚会让人们觉得不值一驳。而中国将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高增长，在完成城镇化的凯歌中，才会被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目前，虽然对城镇化战略的大方向已经有了把握，但还是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甚至仍然有较多争论。由于未来20年可能有8亿农民进城，中国一定会出现许多新城市，许多现有的城市规模也会显著扩大，这些新城市、大城市和城市群将诞生在哪里？为农民进城必须兴建大批政策性住房，需要占用大量城市土地，现有的“土地财政”将走向尽头，而若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城镇化就很难推动，因此新的财政体制应该怎样设计？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城镇化未来可能需要数百万亿元资金来完成，这些资金应怎样筹集？特别是在启动城镇化的初始时期，怎样才能筹集几万亿乃至几十万亿元的启动资金？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城镇化或是难以启动，或是要“打乱仗”。主导未来中国城镇化高潮的肯定应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因此城镇化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比以往向市场放权时代更高的要求。实习记者 赵静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