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放活土地经营权 唤醒“沉睡”资产

　　30多年前，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使土地所有权与承包权进行分离，实现了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历史车轮滚滚前行，30多年后，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大地上，新一轮农村改革已成燎原之势。作为全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一的四川省，再一次踏上改革新征程，奏响了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号角。

　　谁来种地？——新一轮农村改革刻不容缓

　　四川是传统农业大省，也是全国最大的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在四川一些交通不便的农村，如今已很难找到年轻农民的影子，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无人种田，土地出现撂荒。安岳县姚市镇金船村委会副主任黄泽荣说，村里一个组只剩下3个60岁以上的农民留在家里种地，村里撂荒地至少有百亩左右……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耕地撂荒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农民把土地视为‘命根子’。”黄泽荣说，“然而时至今日，农民却对土地越来越冷漠。”

　　每年过完春节，年过花甲的广安区广罗乡文昌村村民李有元，都会义无反顾地外出务工，任由家里的庄稼地被杂草淹没。对他而言，一个月3000元的务工收入远比种庄稼合算。“埋头在田地里没有出路了。”李有元说。

　　数千年来，孕育着生命和希望的土地，在农民心中有着特殊的情结。然而，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经营发展到今天，农业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不少农民的“土地情结”开始加剧断裂。

　　事实证明，当前农村发展已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到今天，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农村土地撂荒弃耕现象突出，急需新的经营主体弥补家庭经营的局限。此外，小块分散土地经营也导致了农民经营性增收空间狭小。“第一轮农村改革的红利几乎释放殆尽，问题倒逼改革，进一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势在必行。”

　　其实，这一问题早有历史性的预见。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可以说，当前中国农村的改革，正在发生第二个飞跃。”四川省农工委改革指导处处长毛业雄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改革与发展问题，如今已变成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且形势和任务更加复杂艰巨。

　　有识之士指出，30多年前的农村改革，基本是在农业农村内部进行，目的是解决10多亿人的吃饭问题。现在的农村改革，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进程中展开的，是在工农、城乡发展失衡背景下进行的。需要在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土地流转、实现农民财产权利、新农村建设等方面走出新路。相较而言，这将是更加艰巨、更有挑战性的改革新探索。

　　赋予农民财产权关键在“放活”

　　2011年，巴中市南江县正直镇长滩村2社村民黎必述拿出家中的4亩半土地，入股村里的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将土地整体流转给一家叫做七彩林业的苗木企业。黎必述算了一笔账：每亩地每年可以获得600斤黄谷折价收益；同时，他在七彩林业苗圃务工，60元一天，一年下来能挣万把元。

　　在四川省广大农村，类似黎必述这样的农民很普遍，这源于四川各地农村近年来自发探索的土地经营权流转。

　　四川省农工委副主任杨新元告诉记者，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效益可谓“一石二鸟”：农民把“沉睡”的土地资源流转给大户进行规模种植，获得流转收入；把自己也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行务工，再次获得收益。“以四川实际情况看，全面小康的难点仍然在农村，所以这一增加农民收入的做法尤显宝贵。”杨新元说。

　　威远县新店镇石坪村村民刘永发把全家5亩地租给了一家果业公司，每年每亩获得500元的租金，同时参与公司管护、自家间种作物等工作，年收入超过万元。5年之后，这家果业公司将把土地再次交还给村民。“以后我们自己都可以当老板了。”刘永发说。

　　在四川农村，大量事实证明，土地经营权越活的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幅也越大。以相对偏远的广元市为例，2013年，该市确权试点乡镇农民人均收入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25.2%。

　　事实上，四川省委根据中央决策部署，总结各地改革实践，已在新一轮农村改革“路线图”中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四川深化农村改革的主攻方向是，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重点，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

　　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指出，放活土地经营权，意味着农户在不改变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可以多种方式转让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实质是赋予农村土地的资产性质和农民的财产权利。在纷繁复杂的农村改革中，抓住“土地”这个农业生产中最重要、最基本、最广泛的生产要素，抓住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这个最关键、最复杂、最积极的生产关系，就能够带动农村其他改革攻坚突破。

　　改革向深水区迈进履疾而步稳

　　几年前，农民杨开云一直在广东建筑工地上做杂工，每个月能挣2000多元。“我挣那点钱，在广东也买不到房，年龄又越来越大，以后到底该怎么办？”一次偶然机会，他听到老家四川武胜县白坪镇正在搞土地流转，就回家大胆租了100多亩地种植甜橙。“现在每年收入100多万，比在广东打工强多了，我还组织30户农民成立了甜橙专业合作社，大家一起发财。”

　　如果没有土地经营权的“放活”，杨开云就不可能致富。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前提和基础，则是土地的确权颁证。

　　四川是全国整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的三个省份之一，截至目前，该省183个县(市、区)中已经有132个县(市、区)全面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今年计划完成50%以上确权面积，计划2016年基本完成，比中央要求提早一年。集体林权方面的确权颁证已全面完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颁证率达到94.9%、96.4%。

　　事实上，在农村改革进程中，成都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地区，几年前就率先在全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确权颁证。在双流县、都江堰市等地，农民手中的土地承包权期限已经由一定年限更改为“长久”。此举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据成都市副市长朱志宏介绍，成都市已有89%的村民小组达成“长久不变”决议。

　　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原村主任余跃说，村里承包地共2700亩，541户农民。早在2008年4月，该村土地就已全部确权到位，并陆续向村民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者在余跃的证书上看见，承包期限为“长久”。“以前村民担心承包的土地会不会上交，现在根本没这个顾虑了。”从第一轮土地承包开始就担任村组干部的余跃告诉记者，土地确权后，外出的农民心里更踏实。目前，鹤鸣村有70%左右的耕地都被流转出去，签订的合同最长的有30年，短的也有5年。

　　为了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更多、更有保障的收益，2008年10月，成都市又率先在全国挂牌成立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以促进农村产权合法有序流转。截至目前，该市已建立市、县、乡三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成都农交所累计交易额达411亿元，交易量居全国同类交易所第一。

　　在整个四川省，除了成都以外，还建立了4个市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50多个县级交易平台、600多个乡镇交易服务机构。目前，四川家庭承包耕地流转1360.7万亩，占23.3%。

　　要素向资本转变破解农业“融资难”

　　2013年底，四川井研县禾丰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袁定江想扩大生姜、番茄种植规模，改造蔬菜大棚，急需资金。“由于没有抵押物，银行不会贷款，以前只能找亲戚朋友借。”袁定江说，从今年开始，四川部分地区搞起了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试点，我到县农业局、担保公司、乐山市商业银行简单办理手续后，就获得了两年期限的300万元贷款，解了燃眉之急。

　　依靠这些贷款资金，袁定江对园区进行了一次大升级，建起了30亩的温室育苗场，198个钢架大棚，一个标准化生猪养殖场。今年8月，袁定江再次获得400万元的贷款，又租赁了200亩土地扩大生产。规模效益已经形成，袁定江说，有信心明年把贷款还清。

　　让土地由资源变成资产和资本离不开金融支持，但长期以来，由于面向农业农村的金融机构少、农村有效的抵押担保物匮乏等原因，农业贷款难、成本高，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从今年起，四川省在9个县(市、区)试点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探索农村金融服务的新途径和新模式。乐山市商业银行井研县支行信贷部主任王燕告诉记者，土地保证收益贷款其实就是以承包户所承包的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反担保，以土地上的一个未来预期收益作为贷款额度的一个考量，向银行进行融资。

　　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四川省试点地区发放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15笔共2427万元。

　　而在巴中市，当地还尝试对农业特色产业进行确权颁证，来帮助经营业主解决资金困难。位于通江县广纳镇金堂村的巴山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全国唯一经营核心原种猪场的民营企业。今年，当地向巴山生态牧业颁发了两张权证，一张是“特色产业所有权证”，一张是“畜牧标准化基地用益物权证”。

　　公司总经理张育贤告诉记者，经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评估，两张权证价值1.45亿元，公司通过抵押从通江县信用社获得贷款4000万元。

　　通江县新场乡党委书记陈茂林说，现在农户最多可以拿到8张产权证，从土地、水利工程到地上附着物等，打开了农村要素向资本转化的大门。“农民手上的产权本本越来越多，包里的钱也越来越多。”陈茂林说。

　　怎么种地？——新型农民正在播种希望

　　28岁的龙军是去年返乡的。此前五六年时间里，龙军一直在山东打工。后来，龙军听人说起家乡巴中市关公乡西南村在搞葡萄产业，种植面积已经上千亩……龙军有点动心。去年7月，正好赶上工地接不到活了，龙军索性带着家人回老家，加入合作社跟着学习种葡萄。

　　家里五六亩地，加上租来的12亩闲置荒地，龙军重新开垦、整理后，栽下了葡萄幼苗。龙军对记者说，一亩荒地租金200多元，整理土地总共花费大约7万元，但等到挂果时，每亩产值将近1.6万元，效益可观。

　　西南村原本是一个偏远村落，山高路远、人穷地瘦，村民大部分外出打工，土地大面积撂荒。为了让农民在土地上富起来，村两委组织农民外出考察，邀请专家实地传授，最终选定葡萄作为全村产业发展的目标。

　　然而，经历过几次失败的村民们对此并不乐观。为此，村支书王启孝在2006年率先试种10亩葡萄。两年后，10亩葡萄正式投产，实现产值13万余元，纯收入达10万元。

　　看到王启孝成功了，村民们纷纷跟进。村里于是成立了合作社，实行“统一规划发展、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种苗发放、统一物资购置、农户分户经营”这样“四统一分”的经营模式。

　　如今，西南村的葡萄产业园已经成为全区最大的生态优质葡萄产业园区，是农业部认定的“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村支书王启孝告诉记者，村里葡萄种植户的人均纯收入由2006年的2239元增加到了去年的9896元；今年，合作社成员增加到了600多人，甚至吸引了47户务工农民、退休职工返乡。

　　依靠农业也能发家致富。在农村改革的时代机遇下，许多像王启孝这样的“新兴职业农民”，再次打开土地上的“创富”之路。

　　在四川安岳县，当地通过种植柠檬、特色水稻等，在逐渐解决土地撂荒的同时，也为新型农民带来巨大收益。由数十个粮食合作社构成的安岳县鑫粮仓粮食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通过新技术种植黑米、红米及富硒米，这些特色大米能卖到8元一斤，还供不应求。

　　在一些地方，村民们已不满足于土地确权、流转的收益，还开始探索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方式，参与到企业增值利益链条之中，农民也因此变成股民，摆脱了传统产业链条末端的位置。

　　统计显示，目前四川省产业化龙头企业已达8500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60家，位列全国第三，农民合作组织3.7万家，家庭农场6272家，种粮大户1.19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又一次解放了农村巨大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