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4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日刊文说，新加坡需要的是对未来双语政策发展的全景式蓝图。文中说，除了不断重申双语教学为教育体制的基石，新加坡政府有必要对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双语政策”提出明确的规划。文章认为，政策方向不明确，就必然导致各方缺乏共识。任何语言教育政策的改动，就会引起各方的争议，观点也难以磨合。

　　文章摘录如下：

　　我国(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向来都与执政党的治国方针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宏观上，各种语言的定位、作用和价值，以及一切与语言有关的教育方针，背后都有着全局性的政治考量。

　　我成长的上世纪90年代，教育体制奉行“母语为体，英语为用”的政策逻辑。当时，中国还未崛起，全球化浪潮处于萌芽阶段。谈“移民”时多半指国人往外走，而非外国人移居新加坡(现称“新移民”)。同辈之间的沟通，对象若是华人就用华语，若是异族同学就用英语。大家都知道要学好英文，但也深切明白母族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一切如此有序，仿佛社会就会以这样的模式成熟、扎根。

　　但是，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21世纪以降，许多的新元素，造成了语境的变化，也对双语政策构成本质性的挑战。

　　首先是英语愈加成为社会和家庭主流语言的趋势。当一个华族孩子不论对父母、朋友、师长或是商场的服务员都只需用英语时，华文对他就失去了实用价值。慢慢地，华文逐渐在年轻一代之间“失宠”，学起来也就更加困难。这个时候，坚持双语并重，对学生来说，是极大的挑战。毕竟，学生的课表安排中，一周接触母语的时间也只有几个小时。但调整政策时，如何体现睿智，推动学生尽其所能去学习母语，而不是以逃避的态度追求底线？

　　同时，当家长不对孩子使用华文时，“母语为体”的说法就不再那么“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得再思考：究竟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一个用英语的家庭，能否保留浓厚的母族文化？假如母语的教学不再与英文同等重要，那么，对我们“多元文化”的国家格局，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一个人可以通过网络、旅游等途径，接触其他文化与文明时，母族文化在一个新加坡人的身份构成中，又占据什么地位？什么样的双语政策，才能塑造有“根”可依又能接纳其他文化的国民？

　　其次，中国的崛起，促成了全球“汉语热”的大势。我们目前的“双文化精英”计划，旨在确保国家有一定比例具备双语双文化能力的年轻人。但是，这足以让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应对未来的挑战吗？虽然很难预见汉语在未来是否会成为与英文同等重要的国际沟通语言，但除了精英之外，我们如何在“中间层”持续扩大精通中、英双语的学生比例？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华语的经济价值将有大幅度的提升。马来语和淡米尔语虽然也有其自身的经济价值，但愈加无法与华文同日而语。这个时候，政策制定上，如何避免其他族群因华文受重视而感觉自身被轻视？这直接牵涉到不同族群间的关系。

　　再次，新移民的加入，使问题复杂化。他们是大家族的新成员，有一部分人的母语并非华文、马来文或淡米尔文。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时候，政策中的“母语”是否要以“第二语言”取代？如果这么做了，那么，若一个在家说华语的华族孩子和一个没有华文基础的尼泊尔孩子，都修“第二语言”时，如何确保教育机制中有足够的措施，使后者不会因语言起点的不同而在考试或升学中吃亏？

　　考虑到新移民来源的多元性，从长远来说，能否为学生提供更多第二语言的选择？甚至，双语政策是否会有开放的一天，让孩子能按兴趣而不是按种族／民族去选择第二语言？

　　我们的社会所面对的各种新趋势，绝对比我所描述的复杂。各种因素相互牵扯，相互矛盾。但无可否认，双语政策直接牵涉到我们的文化构成、不同阶层的利益，也直接与“族群”概念及相关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双语政策关涉一国之本。

　　因此，除了不断重申双语教学为教育体制的基石，政府有必要对我国(新加坡)下来十年、二十年需要“什么样的双语政策”，提出明确的规划。政策方向不明确，就必然导致各方缺乏共识。于是，任何语言教育政策的改动，就会引起各方的争议，但观点却难以磨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对未来双语政策发展的全景式蓝图。

　　当然，在做法上，我们不一定就要采取建国初期那种强硬的姿态。意见多元的时候，就应该听取。要兼顾大家的利益，首先必须明确地知道，新加坡人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双语环境和社会？在双语政策的重新审定上，希望领导层能最大程度调和各方利益，让社会凝聚共识，继续前进。(陈炜雄，作者是香港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