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局

　　2月25日，微点副总裁田亚葵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不清楚案件细节。他同时表示，微点公司正常运转，其产品“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目前可以通过微点网站以及连邦等渠道购买。

　　瑞星副总裁毛一丁则表示，其正在澳大利亚休假，不太清楚案件进展情况。他建议记者去公安局和检察院等部门求证。

　　很显然，“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的全部真相还有待有关部门做出最终的结论。但相关当事人夹杂其中的恩怨情仇却不难追溯。

　　据记者了解，加盟瑞星后，刘旭花了2周时间，为瑞星防病毒卡做了很详细的整体设计，找了一个博士生编程，很快做出了产品。

　　这款产品的成功出乎刘旭与王新的意料。1993年4月，瑞星防病毒卡一个月就销了一万套，瑞星成为国内防病毒卡市场的No.1，华星则被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据知情人士介绍，就在瑞星走向成功之际，其在王新的主导下展开多元化，拿着防病毒卡赚来的钱四处投资。而这段时间，杀毒软件异军突起，防病毒卡却成为过时的产品。至1997年，瑞星的市场份额收缩至不足1%，市场老大的地位被江民科技取代。

　　刘旭早在1993年就看到了杀毒产品软件化的问题。面对失利，瑞星开始重组。最终，瑞星决定由刘旭出任总经理；王新任董事长，但在公司决策上只担任顾问角色。

　　刘主导瑞星实施新政，聚焦杀毒软件市场。到了1999年，瑞星开始夺回部分市场份额。同时，瑞星将公司产权股份化、法律化，解决企业遗留的利益问题、地位问题和心态问题，当时确定王新占股约60%、刘旭约30%。

　　1999年，瑞星重新占据反病毒领域的主导位置。

　　2003年，离开瑞星后，烟不离手的刘旭有一段时间常把自己封闭起来，回忆瑞星岁月。那是一段有过风雨，更多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其间，中关村的企业有的合了，有的散了。

　　阳光没有灿烂到永远。中关村这对曾经的最佳合作伙伴最终却以鱼死网破的方式收场。

　　中关村式生存

　　忙于赚钱的中关村人喜欢讲英雄故事，早年讲万润南、金燕静，然后讲柳传志、段永基、王志东，现在则是李彦宏、张朝阳。

　　但这块崇拜英雄的地方，不仅有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也总有快意恩仇的豪气，以及心悸气短的悲情脚本。

　　熟悉中关村的人士认为，王星与刘旭代表了中关村的两类人。

　　王新是中关村成长的亲历者。1985年，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的王新22岁。那时候“两通两海”业已建立，王新身边的人开始上中关村“淘金”。王新随即也抛却了“想通过考中戏，当导演，跳出中关村”的路径，进了联想工程部。

　　1988年，他辞去联想的工作，“冲上了街”。一年之后，王新邂逅坚称“搞计算机是科研和学问”的刘旭。

　　与从大学院所来到中关村的“街上”，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也来到“街上”的王新相比，刘旭代表的则是，从大学院所出来，但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仍在“院里的人”。

　　不管是哪一类人，大浪淘沙，既有胜出者，也有失败之人。前者包括联想的柳传志、四通的万润南、信通的金燕静、科海的陈庆振等。那时候，村里的生存环境与今天截然不同，联想、四通等都遵循“一柜台、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的发展脉胳，他们没有现在的风投机制，也贷不来款，他们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钱，他们摸着石头，找到了各自的赚钱、生存方式。

　　中关村还有第三类人，那就是周边失地的农民，他们也在街上办起了企业，并构成了“电子一条街”最初的主体。

　　上述中关村人士对记者表示，在中关村的大舞台上，农民企业家成为最早的出局者，但他们的“精明、坚韧、草根、不计手段、不重契约、不重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关村印记却流传了下来。

　　尤其是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他们需要解决做大做强的问题，而此时那些所谓的“中关村印记”就开始发酵。不断有博弈上演，其中包括柳倪之争、方正逼宫等。

　　时至今天，这种博弈仍在继续，只是版本升级，其表现更为丰富，当然也包括王新与刘旭的版本。

　　如今漫步中关村，这里有买盗版光盘的妇女、发小广告的民工、附近高校来这儿浪荡的学生、中央广场有来休闲的市民，就在你不经意间，李彦宏、马化腾、曹国伟、冯军、俞敏洪也许就会从身边走过。

　　25年过去了，中关村发生了许多变化，人群更复杂，层次感更丰富，但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的梦想，却并没有成为现实。

　　“对创新的尊重，对契约的尊重，对商业伦理的尊重，仍然缺失或不足够，这正在制约中关村的发展。”上述中关村人士说。（侯继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