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专家门诊在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发挥优质医疗资源作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却面临重重质疑之声——

　　编者按：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健康状况，无论疑难杂症，还是头疼脑热，到大医院看专家门诊成为很多人的就医方式。专家门诊“一号难求”，倒卖专家号的“号贩子”屡打不尽，已不是新闻。与此同时，对专家门诊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挂号费太高，没有体现国家医疗资源的公益性；有些专家医疗水平名不副实……甚至有呼声要取消专家门诊。

　　那么，如何规范、完善专家门诊制度，让专家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在此过程中，政府、医院、患者应分别承担怎样的责任？2月10日上午，本报群众工作部与人民网联合召开座谈会，请专家、学者、医疗管理工作者在线与网友探讨有关专家门诊的话题。

　　现将座谈会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嘉宾：

　　冯世良：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

　　代涛：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管理学教授

　　欧文斌：空军总医院门诊部主任

　　专家门诊背离初衷？

　　主持人：我国的专家门诊制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代涛：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很多患者尤其是重病和疑难杂症患者很想到医院找名医、找专家看病，但由于渠道不畅通，看病难、看名医更难。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医疗保健需求，专家门诊应运而生，成为对普通门诊服务的一种补充。20多年来，专家门诊在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发挥优质医疗资源作用、调动专家积极性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得到了社会的接受和认可。

　　主持人：那么，专家门诊的现状是否还符合其设立初衷？

　　代涛： 专家门诊通常是由医疗机构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临床医师、临床诊治经验丰富、且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医务人员参加的门诊。最初，是以一些老专家为主，但是近些年，不同级别的医院、不同的学科专业都纷纷设立专家门诊，过快的增长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专家的资格准入问题。我个人认为，有一些批评甚至指责有一定道理，的的确确存在名不副实的专家，但决不能把少数“所谓的专家”与整个医疗专家队伍混淆起来。有些医院可能存在着通过专家门诊吸引患者，甚至提高挂号费增加收入的情况，但这不是设立专家门诊的初衷，也不是主流，更不是全部。

　　第二，专家门诊的管理上也存在问题。究竟应该设立多少专家门诊，它所占的门诊比例应是多少，各方说法不一。有人说，应该是在整个门诊量的15%为正常，也有人说不能超过1/2。我认为，比例多少不是最核心问题，重要的是专家门诊服务质量的高低。很多人抱怨挂专家号难，候诊时间长，看病时间短，诊疗水平低等，这些情况确实存在，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专家门诊供不应求。

　　第三，公众对专家门诊存在迷信心理，什么病都去找专家。公众有权利选择专家，但是在专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怎样让最需要的人看上专家，这对医院和医疗卫生服务系统是一个挑战。

　　第四，不能孤立地看待专家门诊问题。专家门诊只是医院提供服务的一个方面，而医疗服务体系也只是医疗卫生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专家门诊种种问题的凸显，在于我们国家医疗管理体制不规范、运行机制不合理、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医疗收费制度不科学等。比如，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门诊缺乏合理的分流和双向转诊机制等。

　　质疑声中何去何从？

　　主持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冯世良院长，在去年两会上提交了“取消专家门诊”的提案，曾一度引起热议。

　　冯世良：我给专家门诊提了很多很多意见，甚至建议取消专家门诊。因为专家门诊挂号费比普通门诊高得多，已经成了高价门诊。我前几天去了一个三甲医院，他们每个专家门诊的收费是200元，专家个人可以得到75元，而且是物价部门批准的。我看后，感触颇多。如果专家门诊不收高价，我完全支持，可一旦收了高价，就变味了。

　　这涉及到医疗资源的公平合理配置问题。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病人由太太陪着来看专家门诊，他说就是头晕，问害了什么病？后来他太太说：“他成天打麻将，打了一夜能不迷糊吗？”专家说：“好好休息就行了”。而一个病情很重的农民工，没有钱去挂专家号，病情就被延误了。如果专家门诊规定必须一个病人看20分钟，不能两三分钟了事，那么一个病人花几百元挂号，就等于把这个专家的时段买断。也就是说这20分钟不是为病情服务，是为钱服务。要是这样的话，专家门诊就没有存在延续的必要。

　　我们的专家怎么成为专家的？有几个基础：一是父母的付出，省吃俭用供他读书；一是党和政府为他深造大量投入；另外，成就一个专家也有病人的贡献，病人让医生积累了大量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因此，专家理应回馈社会。

　　主持人：冯院长对病人饱含感情。您认为怎样的诊疗制度才更符合现实需要？

　　冯世良： 其实，有一种专家诊疗制度一直在延用，在病房被叫作“三级医生查房”。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所在的医院一直在实行这种方法。门诊有了病人，普通医生看，看不了要请主任看，主任看不了要请教授，逐级会诊，这叫会诊制。这种制度延续50多年了，非常好，没耽误过病人。还可通过传帮带，为基层医生技术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

　　代涛：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医疗服务的体系建设或体制问题。我们一直重医院建设，轻基层的卫生服务机构建设。现在，城市大力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其实就是把病人吸引到社区医院。当然社区卫生服务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让患者信任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政府一定要大力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如果这个体系健全了，医院的门诊量就会下降，更好地服务真正有需要的疑难危重病人。

　　还有，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在国家医疗卫生总费用当中，我国政府支付的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个人支付比例非常高，所以，大家感到看病贵。专家的知识和劳动是有价值的，应该得到尊重，有所补偿，这值得研究。不一定非让患者去补偿，但是应该有补偿渠道。当然，这里不包括那些“伪专家”。

　　理想体制还有多远？

　　主持人：当前改善专家门诊的出路在哪里？换句话说，如何让医疗资源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配置？

　　欧文斌：专家门诊取消与否，不能孤立地看，应该融入整个国家的卫生改革中去考量，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第一，应加快完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要加大、加强城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第二，应制定合理的病人分流机制。目前现实是小医院吃不饱，大医院吃不了。第三，在医疗改革中应对所有医疗收费机制进行改革，实行合理收费。比如药费问题、大型设备检测费问题、高值耗材价格等问题。

　　作为医院自身来讲，第一，应严把专家门诊的准入制度。拿空军总医院来说，评上副高职称满一年只是出专家门诊的基本条件。此外还需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由科室逐层申报，医院根据整体情况，确定是否安排出专家门诊及出诊数量。第二，医院要延伸专家服务。举办培训班，辐射其他医院，进行技术指导，实行技术帮带，让一个专家变成十个专家、百个专家。同时要请进来，接收下级医院、边远地区医院或社区医院的医生进修培训。第三，要严格管理。在专家门诊服务时间和质量上都要保证。我们医院有医德医风办公室，如果有病人投诉，一经查实，处理是很严肃的。第四，做好宣传，把专家特色介绍出去。

　　主持人：国外有哪些经验可参考？

　　冯世良：我在美国了解过，美国人看病就是先挂号约大夫，大夫看后，如需要有关科室、有关部门协调时，他们会给予安排，不用再付费。

　　代涛：像英国也是要先看全科医生，或者叫家庭医生。由他们来推荐，你才可以去看专科医生。制度上就要求你只有先看了普通门诊，才可以看专科门诊。

　　目前这些问题的形成，根本原因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举办职责不到位，自收自支的政策，造成医院的趋利行为。利用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医院可能有过度医疗的行为，这是医疗系统必须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

　　未来3年，政府要投入8500亿元，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同时加强新农合制度、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让大家看病都有补偿的渠道。这些都是最根本的。

　　欧文斌：不能因为专家门诊存在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专家门诊的作用。在肯定专家门诊的同时，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医院，应该进一步研究、探讨、完善这个制度。我相信，这次新医改推开以后，这些问题肯定会得到解决。(本报记者 周 朗 李 鹤 程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