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2009年卫生工作会上明确提出，“鼓励有资质的人员在社区开办诊所或个体行医”。该政策意味着，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可以在兼顾医院本职工作的同时，自办诊所或独立挂牌行医(《新京报》3月31日)。针对这个新政，不少媒体争相采访各界权威，譬如：某市卫生局局长、某著名医院外科专家和某一流名牌大学法学院教授，希望借着他们的“大嘴”、“名嘴”，来为即将实施的新政建言献策、引导民意。

　　这似乎是一个很完美的“权威意见阵营”，有管理权威、有专业权威，还有意见领袖。按照某种思维惯性，如果这“三嘴”都异口同声地说鼓励“个体行医”能够缓解“看病难”，那这事儿如果不是“没跑儿”也肯定是“靠谱儿”。

　　这其实是个很奇怪的“意见阵营”。因为让政府殚精竭虑的医疗改革不仅仅是管理部门、医疗专家和知识精英们的医疗改革，它更是普罗大众、普通患者的医疗改革。那在这浩大的媒体声浪中怎么就独听不见普通患者的声音呢？难道他们真就愚昧到不能对这些看似专业的改革政策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吗？

　　笔者没有多少专业医疗知识，但也请容许我说些困惑。

　　首先，权威意见说鼓励“个体行医”能方便患者享受专家服务，使患者免受远赴大城市并在医院排长队挂号之苦。这话恐怕不对。专家待在大城市大医院的主要原因不是被老政策绑住，而是我国医疗专家数量本来就太少，根据“人往高处走”的定律，他们当然要去技术条件和经济待遇都更好的大城市大医院。不解决专家资源稀缺这一根本矛盾，放开“个体行医”也只不过是让普通患者换个地方排长队而已。

　　其次，权威意见说异地行医可促成好医生到外单位合法出诊，避免“红包”现象。这话有一定道理。据说美国的医生不知“红包”为何物，这和他们允许注册医生自由流动出诊有一定关系。但是，中国人送“红包”更多的是希望医生能更负责任地对待自己或亲人的病情，是一种对医德的普遍怀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医生都悲叹不收红包反而得不到病人及其家属的信任。你用增加出诊范围的方式来纠治这一问题，不是典型的“头痛医脚”吗？

　　最后，权威意见还说兼职可以平衡医疗资源，这种说法更妙。让大城市大医院的名医们四处出诊看起来是增加了医学交流的机会，其实这些大腕们四处“赶场”的时间都已经捉襟见肘，哪儿有空和小医生们砥砺业务呢？相反，小医生们看到前辈们四处赚钱的威风，岂不是更坚定了要削尖脑袋进大城市大医院的决心吗？地方医学人才资源缺乏的“命门”是培养机制、薪酬待遇等综合机制的滞后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鼓励“个体行医”就更可能只是“洗白”名医增收的一种修辞手法。

　　其实，要是怀着我等草根的阴暗心理再揣测一下，能沾上“个体行医”政策好处的患者还不是那些能为专家们支付高额费用的富人？普通百姓还不是一边乖乖到身边的社区医院里就诊，一边祈祷自己和家人别生大病、怪病、难病。你怪不得公众揣测，因为领导、专家们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你也怪不得媒体，因为媒体的思路只不过是折射社会风气的棱镜。

　　是不是应当鼓励“个体行医”其实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决策者和知识精英们应当再次明确一个理念：你们所主持的改革必须是以最大多数普通患者受益为目标的改革。不管有多少“大嘴”、“名嘴”叫好，一项政策只有得到无数张普通患者“小嘴”的认可，才有真正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