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长征是万死千伤之路？

《红军过雪山》（艾中信）

　　◎吴东峰

　　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本报推出系列报道“征途”。“解码”是其中的第一组报道。

　　长征故事讲了数十年，仿佛大家对它已很是熟稔。但若真的追问起来，那历史深处的隐秘细节，那细节背后的春秋大义，我们真的都已了然于胸了吗？

　　现在，让我们重拾赤子之好奇，追随先辈的步履，重新踏上长征之旅，亲手打开一个个问号。

　　史载，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长征前约八万八千人，长征到达陕北只七八千人，损失近八万人。红二方面军出发前计有一万四千余人，到达陕北后计有一万一千余人,损失三千余人。红四方面军的牺牲最为惨烈，出发前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只八万人），长征后再经西路军之败的损失，锐减至一万四千余人。

　　长征以它艰难和残酷，以万千红军将士在艰难和残酷中的顽强远征，展示着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八十年前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这一人类的悲壮史诗。长征是十万红军将士的生命远行。每一位红军都在他的年轻生命中经历了死亡的危险和考验，因此对于他们而言，长征之路，既是万水千山之路，更是万死千伤之路。血色远征，是他们永远无法弥合的心头之痛。

　　罗元发将军：凌晨三时半的生死命令

　　罗元发：曾任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委顾问。长征中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政委、军团保卫局执行科长。

　　1934年12月1日晨，湘江之战进入关键阶段，红军十二个师中只有四个师和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其余八个师还在湘江东岸，面临被围歼的危险。

　　凌晨三时半，一封中央局、军委、总政的指令在瑟瑟寒风中传到了一、三军团指挥员手中，指令说：“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向着火线上去。”

　　1994年12月24日的广州，罗元发将军，怀着悲痛的心情向笔者回忆了那场著名的湘江之战。八万六千之众的中央红军队伍，在蒋介石约四十万兵力的围攻下，英勇奋战，牺牲惨烈，红军最后锐减为三万余人。他说：“那一仗打得苦呀，血流成河啊……”

　　湘江两岸的山峦田原中，双方投入厮杀的兵力合计近五十万人。敌我兵力之比是我一敌五。位于灌阳县西北部的新圩，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军到湘的必经之地。1934年11月28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红五师阵地刚刚部署完毕，桂军七个团沿着江边公路向五师阵地扑来。敌方凭借兵力和武器的绝对优势，向五师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

　　据《李天佑回忆录》记，30日下午，五师已经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师参谋长牺牲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也已牺牲或负伤，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不断被抬下来。大家抱着“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这一铁的意志，坚守阵地。

　　下面是十二年前，罗元发将军接受笔者采访的访谈记录：

　　李天佑师长命令十四团和我十五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任务。这时传来了军团首长的电报：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至四天。

　　第一天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前留下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一百三十余人。部队坚持到晚上，边吃饭边加强工事，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次日，部队伤亡越来越大。这时李天佑师长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坚守阵地，完成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这时候，我们团三个营长已有两个牺牲，全团伤亡达到两百余人。我和团长都负了伤，团长伤很重，已不能动弹。我头部负伤，疼痛难忍，但还能坚持指挥作战。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部队伤亡更大了。就在这一天战斗中，师参谋长胡震也光荣牺牲了。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约七百余人。但我们仍坚守着阵地。

　　那时呀，真是打得没办法啦！营长负伤了，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一直坚如磐石，屹立在敌人面前。

　　红五师在新圩以两个团阻击敌人三个师，坚决执行中革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的命令，与敌人拼搏，与阵地共存亡。红五师伤亡两千多人，师参谋长胡浚牺牲，红十四团除政委谢振华外，其余团的干部都英勇牺牲。

　　罗元发回忆说，1934年12月1日下午四时，师部传达军团部命令：阻击任务完成，把防务移交其他兄弟部队。我们把伤员安排好，才迅速过江，追赶主力部队。

　　湘江之战，打了一个星期。根据多数人的记述，这是一场灾难。在长征的头十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在湘江伤亡的。肖锋在日记中提到湘江一仗一师三团损失过半时说：“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有人吃，边走边哭。”

　　血战湘江，使中央红军中许多优秀指挥员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了千古遗憾。罗元发屈指数来：红四师十团团长沈述清、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计有十余名师、团干部倒在了湘江两岸，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罗元发说：“记得当时彭德怀连发数电报：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罗元发言此既沉痛又豪迈，他说：

　　“命令中的那句话，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我一辈子都记得。红军的干部确实不是那么好当的。那时打仗，我们干部都是带头向前冲的啊！因此干部牺牲的也特别多。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就是这么来的。”

　　尤太忠将军：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

　　尤太忠：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长征中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连指导员。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这是十年前尤太忠接受笔者采访时讲的第一句话。当时尤太忠已得了癌症，困难的呼吸，似乎使他想起了那次远征：“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病房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

　　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五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在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官兵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是齐齐整整的一半哪！

　　下面摘录的是笔者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清晰和精确，但我不想对它进行加工整理或增删修改，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的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六十年了，那一个一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不明真相的藏民的冷枪，死了。他们打枪准得很，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时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二七九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二七四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二七一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二七九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主要是饿得走不动，那真是饿得走不动了。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得也不多，就给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看上去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万、八万多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几万人。”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尤太忠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他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

　　“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一百零六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五十三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1996年4月13日的广州，尤太忠将军说的这句话至今依然在我耳畔回响。

　　尤太忠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他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将军晚年阅读了大量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他说：“讲真话吧，得罪人；不讲真话，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都死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好吹的。”

　　王平将军：没有完成的特殊任务

　　王平：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长征中时任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十一团政委。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了这么一件事：

　　1935年8月27日红一军团到达巴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

　　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十年前，王平将军在北京钓鱼台附近的住宅，向笔者谈了他这一段刻骨铭心的长征记忆，似乎与上述事实有着某种关联——

　　1935年，红军开始向茫茫大草地行进。越往草地深处走，行军速度越慢，饥饿、疲劳时刻袭击着红军，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刚刚走出草地，面前又是一条班佑河。王平率红十一团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过了河，已经走出70多里。此时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策马而来。他对王平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你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

　　王平回忆，刚走出草地，再回去几十里，去接应那些掉队的红军。王平似乎脸有难处，但彭德怀严肃地说：“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王平回忆说：我硬着头皮率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

　　走到班佑河，站在河岸，王平举望起远镜向对岸望去，果然人影绰绰，东一团，西一团的，黑压压的一片。王平估计，那阵势估计至少有五六百人，但却没有一点动静。

　　王平回忆，自己带了通讯员和侦察员立即涉水过河。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的，一动不动。再向前，把自己吓了一大跳，那些红军官兵或坐或躺，或卧或跪，或搂或抱，或背靠背，或肩挨肩，各种姿态都有，就是没有一点动静。

　　言此王平声音哽咽，取出手帕擦擦眼睛，继续说：“我们立即上前大声呼叫，对方不应，手摇不动，再仔细察看，数百人全部牺牲了……”

　　怀着沉痛的心情，王平命令带去的官兵，一个一个把牺牲者放倒，一方面是让他们走得舒服些，另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把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落下。

　　王平返回追赶大部队。彭德怀老远就看见了，焦急地迎上前来抢先问：“带回多少人？”王平强忍悲痛回答：“报告彭军团长，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他们全部牺牲了……”

　　王平将军在长征中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王平记得，1935年2月，红军攻占遵义后，王平与邓国清团长率红十一团于运动中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那一天，王平与邓国清在坑道观察敌情。突然一发子弹击中邓团长的手，王平赶紧回头，又一弹飞至，由将军后脑勺擦过，幸仅皮破血流。若不回头，子弹正中前额。

　　王平回忆说，那一次，我十一团在兄弟部队支援下，打了四个多小时，将敌一部击溃，并追至乌江。我团伤亡了四百多人，先后继任的六个营长、三个教导员和团特派员、总支书记都英勇牺牲了。

　　但草地上的这一幕，最使王平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王平告诉笔者：“当时还有一个小战士还活着，但我们把他带回时，过了班佑河，他也断气了。”

　　直到六十年后的1996年3月26日，王平将军向笔者言及此事，依然老泪纵横，哽咽不已，令闻者无不唏嘘长叹也。

　　本文作者吴东峰，曾任广州军区战士报社副社长、广州市文联副主席，曾服役三十余年，兵头将尾一大校。大校者，大笑也。笑看大江东去，浪花淘尽英雄。曾面对面采访200余名开国将军，著有《开国将军轶事》、《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合作朱继红）、《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