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人

　　我的寒假主题是闷在家里完成我的第二部学术书，推掉所有约会闭门修行，书稿终于在开学之前告罄，一大早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自我感觉质量不错，喜滋滋地发给了编辑，在电脑前伸了个大懒腰。朋友恭贺之余，问我打算怎么犒赏自己的辛勤工作。我用比蚊子还小却又无比贪婪的声音说：“我计划打一天的游戏。”

　　没错，在这点上，我的追求和我9岁的小侄子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是，每次我小侄子玩游戏肯定会被家里人批评为一点都不天天向上，而我却恰恰可以把打电玩诡辩为我在好好学习：我是个社会学学者，我总得知道这个社会都在玩些什么吧!

　　学术界对电子游戏的关注，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很多，社会学涉及较少。这方面，我的偶像是怪杰社会学家伊坦·戈夫曼。和大多数社会学家不同，戈夫曼的研究方法有点“旁门左道”，他善于在日常琐事里看社会的本质。他曾就“游戏的乐趣”撰文，由此引出了其著名的框架理论。简单说，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如同做游戏，都是在一定主观框架下，因为符合或违反某种既定的定义、某种规则而取得成功或失利。

　　玩了这么多年游戏，我还没得出大理论，这大概和我喜欢“低脑能”的游戏有关。比如我觉得复杂的策略性游戏有悖放松初衷，当然我也不喜欢单纯拳脚相加的格斗游戏，因为，即便在虚幻世界我仍四肢不协调。因此，从纸板时代到数字时代，我最喜欢玩的竟一直是《大富翁》。

　　朋友笑话我太单调，因为《大富翁》游戏版本虽多，核心规则永远是那一套。我反驳说，非也，现在的规则实际是很多次演化的结果。最早版本是一个叫利兹·玛琪的女演员在1904年设计的。玛琪受亨利乔治有关土地价值所有税理论的影响，在她的设计里，起始点那个方格里还写着“在大地母亲上的劳动创造了工资”。而且玩家可以选择地租不付给个人，而是交给公共财政。游戏的目的和后来的“垄断”完全相反，是为了如何分享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后来，按照《哈珀斯》杂志的说法，一位教授受其启发，把游戏规则改为近似现代的模样，以向学生演示垄断的特性。派克兄弟又将其推向市场。再后来，上世纪70年代时，这个游戏已经让“垄断制胜”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个经济学教授认为要保持健康的社会经济秩序则有必要平衡这个观点，设计了一款《反大富翁》游戏，以展示非合作的垄断应该以怎样的反托拉斯逻辑来限制。

　　玩家无心，但设计者却是有意。 游戏规则和时代关切的社会规则有时是相辅相成的。我想这条心得大概会得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的赞同。在他看来，游戏和文明都是规则造就的， 社会的人即是游戏的人。看着我一副“游戏有理”的架势，朋友揶揄我说：赫伊津哈说人类文明是在游戏中慢慢成长不假，可是你打一天游戏，小心“揠苗助长”呀！(张悦悦 寄自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