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自述

　　我没有灿烂辉煌的简历，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去法国、美国留学，到新加坡教书，周游各国、居无定所很多年，然后回国。我的信念一直是能够为生我养我的江东父老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也不是完全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觉得，我做了，我努力了，我在向这个方向不断累积，就行了。

　　本世纪初，中国的股民们还在熊市中翘首企盼。现任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左小蕾，那时刚从国外回来，去参加一个讲座，看到台上大证券行的分析师教小分析师让股民炒垃圾股。她听不下去了，径直去问分析师：“怎么可以这么做？”对方说：“美国也是这么炒垃圾债券。”

　　她回应说，美国的垃圾债券不一样。美国的所谓“垃圾债券”是小公司发债券，高风险、高收益，评级机构评级很低，因此才叫垃圾债券。中国市场上的垃圾股，只有概念而没有实质，鼓励股民炒垃圾股是不负责任的。

　　对方看了她的名片后，嘟囔了这么一句：“怪不得，原来是国外回来的。”左小蕾直言道：“从国外回来又怎样？”

　　绝对不接受潜规则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国情，你这个海归不懂国情。”有人曾这样“教导”左小蕾。

　　“我回国后遭遇到一些观念上的冲突，显得我太理想化了。”左小蕾说，“我理解的市场经济是有法律界限的，是有规则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每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可以诉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就要被约束。而我们的证券市场有很多违规操作，诸如老鼠仓等等，做的人认为他做得有道理，他觉得有的人在做，为什么我不能做？”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跟左小蕾说：“存在就是合理的。”左小蕾毫不含糊地说：“‘存在是合理的’是有前提的，在合理的机制下变成存在的，才是合理的；如果是用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的手段变成一种潜规则而存在了，那这种存在合理吗？”

　　左小蕾不是不知道有潜规则，“这个东西毕竟有这么多年了，哪怕经济发展了30年，可由于机制体制改革的滞后，人们观念的滞后，使得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不正确的观念统统搅和在一起。我想把它说清楚，这个是不对的，那个是要改革的，结果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的，一定要小心。”

　　但是她绝对不接受潜规则，“我知道我这么做已经吃了很多亏，已经‘受教’了不少，有时也遭遇不公平，可是我绝对不会因此而改变我自己。”

　　当初左小蕾在巴黎念书时，有一次坐火车，检票员来查票，她搜遍了自己的书包，发现自己没带火车的月票，正在手忙脚乱之际，学生证从包包里掉在地上。检票员一看，知道她是国家统计学院的学生，立即表示对她的信任，叮嘱她下次别忘了。“诚信是无价的，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对自己所服务的公司或学校，我一定要永远爱护它的声誉，就像永远爱护自己的声誉一样。”

　　一个建议改变千万人命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商品出口受阻，大量工人下岗。政府多方求策扩大内需。左小蕾和丈夫汤敏在1998年底合写了《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的思考——扩大高校招生一倍的建议》。该文在新华社“参考清样”上发表，并被送至国务院相关领导处。

　　那时左小蕾夫妇身在国外，心忧国内。“18—22岁青年上大学的比例，欧美就不说了，甚至菲律宾也占到了20%以上，中国当时是4%，印度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例都是我们的一倍。”她说，扩招既刺激、推动了消费，拉动了内需，又减缓了就业压力。眼下看，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长远说，升了国民的基本素质。

　　从1998年12月底提出意见，到政府在1999年3月提出扩招22%，直至当年9月实际扩招40%多。左小蕾夫妇的建议可以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左小蕾对此的评价是：“扩招提出、放大了很多问题，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财政第二次收入分配、公共财政的改革都被放到台面上来求解，因此从提出问题角度看扩招，更可见其重要。”

　　“当时我们提出的是相对完善的建议，包括助学贷款、教育收费、就业指导等问题都有涉及，只是后来配套没太跟上。”左小蕾不无惋惜地说。

　　“我为13亿人做事情”

　　2001年，左小蕾就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从此她就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左小蕾啊，又有人骂你了。”“左老师啊，你看他们这样说你。”经常有朋友、记者拿着报纸、指着网页对左小蕾说。还有人把骂左小蕾的话送到银河证券，造成很坏的影响——左小蕾这么不受人欢迎，得罪了这么多股民。

　　“有不同意见和观点是很正常的，100个经济学家有101个观点，这没有关系，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和我讨论，这样可能会擦出火花。骂人我是坚决反对的。”对于一些人向她频频发难，左小蕾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看她的文章，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有时候反对声越强烈越说明我说得准确，因为我的观点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了。”

　　“如果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那就是我把更大的利益群体当作我的客户，超出了我的服务范围。”左小蕾解释说，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并不需要她这样做，但这样做可能对整个经济有好处，换句话说，“首席经济学家为3000万投资者服务就够了，而我是在为13亿人做事情。(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