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八路”符浩与日本的不解之缘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关系历来是两国人民瞩目的焦点。对于外交部原副部长、原驻日本大使符浩来说，日本更是成就了他人生中的许多缘分。挖掘历史资料后，我们才得知符浩不仅是在抗日战场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老八路”，还是日后中日缔结友好条约的关键人物，他参与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和签字工作全过程。

　　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符号”出自罗瑞卿的一句戏言

　　凡认识符浩的人都说，符浩是个与日本有缘的人。提起符浩的“日本缘分”，还得从抗战时期说起。当年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符浩可是一个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

　　符浩原名符忠孝，1916年4月出生在陕西醴泉(今礼泉)县东乡15公里处的西张堡村一个贫苦农家，家里世代都是以种田谋生的穷苦人。苦难艰辛的童年生活没有磨灭符忠孝的志气，反而激发了他求知上进的信念。10岁时，符忠孝入学校学习，他聪颖灵慧，刻苦努力。

　　1929年关中大旱，蝗虫肆虐，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年仅13岁的符忠孝为了维持生计，离开学校跟着大人外出谋生。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当过药铺学徒，做过油房雇工。1934年夏，18岁的符忠孝考入县立房巷小学5年级，次年凭借毅力和聪颖，他以优异成绩考进当时陕西最好的学府西安师范。西安师范犹如符忠孝人生中的一座桥梁，连接起他艰辛坎坷的过去和风起云涌的未来。在那里，这个正直的热血青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寻找中国和自己的出路。

　　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由东北伸向华北，翌年春天，符忠孝写下了一首抒发自己爱国情怀的诗句：“文章未必医贫病，宝剑应能解国忧。”1936年12月9日，他响应西安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参加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宣传抗日救国。当年冬天，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抗日红军已进驻到距西安以北百里之遥的嵯峨山，政治气氛较前更为自由和宽松。符忠孝有了更多的机会从事救亡运动，并经常写一些进步文章。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符忠孝参加了西安学联组织的工作团，赴乡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年9月，经进步组织安排，他到中国共产党所办的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考上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刚进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便来看望新生，点名到“符忠孝”时，其浓重的湖南口音让人听起来像是“符号”，同学马上纠正，而罗瑞卿却幽默地说：“小题大做，一个标点，一个符号，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一个标点，一个符号”的典故就在抗大传开，符忠孝豁然有悟，索性取其谐音改名叫“符浩”。

　　符浩永远不会忘记，在军政大学学习期间，有幸亲聆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教导。更让符浩一生难忘的是，在毛泽东为抗大学员作的“抗日战争必胜”报告会上，他挤到毛泽东身边请主席题词。毛泽东在符浩的笔记本上，用他那风格鲜明的毛体字龙飞凤舞般题写了“了解对象，尊重对象”8个大字。至今，符浩还珍藏着那个日记本。

　　在抗大学习期间，符浩思想进步很快，于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一团任政治处干事。1944年春天，符浩调鲁北渤海军区，先后任股长、敌工科科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符浩身经百战，多次死里逃生，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孤身一人深入敌穴，凭着他的胆略和才智，不费一枪一弹，策动了王道部2000多伪军的起义。王道部起义，是山东战区自抗战以来伪军反正规模最大的一次。

　　任渤海军区对敌工作科长时，符浩被渤海区(原为清河区)一带老百姓传说为八路军部队里的“智多星”，当时，群众将符浩的名字化为“符号”，称他精通孙子兵法，善用三十六计战胜日伪军，并教育转化日军俘虏，使他们掉转枪口共同抗日。为此，日本鬼子对“符号”恨得要命也怕得要死，甚至对他的名字也闻之生畏。当时在渤海区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以符浩之名讥讽日军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日军“三角部队”的小队长长谷川特别坏，就是对同他合作的维持会中队一个刘姓队长也待之如奴，动辄训斥和辱骂。这个姓刘的队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日，日伪军集合列队。长谷川当众对刘又是一顿无故辱骂。刘灵机一动，突然指向日军一士兵，大声叫嚷：“符号！符号！”说时迟那时快，全体日军立即齐刷刷就地卧倒，拉动枪栓，如临大敌。不一会儿，日军缓过神来，发现平安无事，长谷川怒火冲天责骂刘。刘却指着那个日军士兵说：“我是说他胳膊上没有佩戴三角符号。”搞得长谷川也无可奈何。

　　长期从事对日军的工作，使符浩积累了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并和许多日本反战军人结下深厚友谊。从那时起，符浩的外交才能已初露峥嵘。1945年日本投降后，符浩先后担任了渤海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

　　1946年上半年，符浩任渤海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时，被派到敌占城市德州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德州第十五小组的中共上校代表，这使他有了第一次对外交往的工作经验。这一时期，符浩与美国代表怀特中校、国民党代表刘金明上校等人围绕德州的停战换防执行问题谈判交涉了近4个月，其经过可谓曲折多变。

　　符浩回忆，那时德州在中共解放区范围内，但城中的伪军一再袭扰。国民党企图收编德州城中的伪军，以抢占德州，美方代表则表面中立实际暗中扶持国民党。在复杂的环境下，符浩一面积极配合执行停战工作，一面小心防范城内伪军反扑，以及国民党军故意制造的摩擦，同时让美方代表无可挑剔。经过巧妙周旋，维护了中共的胜利成果。符浩的首次外交答卷颇为精彩，后来这段历史还被拍成了电影。

　　亲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全过程

　　解放战争时期，符浩随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会战淮海、横渡长江、解放大上海，直至全国解放。1949年，符浩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九十八师政治部主任。1950年，战功赫赫的符浩被抽调进入刚刚成立的外交部，开始了近50年的外交生涯。

　　符浩进入外交部不久，中国着手建立与蒙古共和国的外交关系，1950年7月，符浩被任命为驻蒙古大使馆政务参赞。

　　1952年秋，符浩从蒙古回到国内任亚洲司专员。翌年7月27日朝鲜停战，战后的战俘遣返工作复杂而繁重，符浩受命前往朝鲜开城协助李克农担任志愿军遣俘代表团顾问，争取更多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返国。

　　1954年9月，符浩调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1955年8月，他赴印度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符浩在印度工作6年半，参加了第一次中印边界谈判，亲自交涉印度军队驱赶中国牧民事件，并亲历了解救护送被达赖集团掳走的西藏女活佛回国等许多重大事件。

　　1962年6月，符浩调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耿直的符浩首当其冲，在外交部第一个被停职反省、错误批斗。1968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符浩重新工作，回到了外交部恢复原职。1970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革委会成员。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表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中国迅速组成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为副团长，而符浩则是代表团秘书长。

　　就在这届联大会议上，符浩同中国其他代表一起，把新生的共和国的声音带进了联合国，带给了全世界。

　　1977年，符浩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国驻日本大使。当时，执政日本的福田内阁欲重开中日谈判问题，却受到日本国内多方阻挠，特别是首相福田对于缔约的态度尚不很明朗。在这种情形之下，符浩被派出使东瀛，确实是身负重望。

　　符浩是中国外交部多年来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和日本问题专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状况十分熟悉，有“亚洲通”的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