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国开启强势外交时代 欲洗刷历史屈辱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文网12月16日文章，原题：中国开启强势外交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外交风格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保持了低调、平和和克制的特点。然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国力在世界体系中的快速上升和超级大国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中国的外交风格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在周边敏感领土争端和一些具体国际事务上采取日趋强硬的对外态度。2013年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全面接班，中国逐步完成这种风格转换过程，正式开启强势外交时代。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任之初所提的“中国梦”目标，其实是中国国家战略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化表达，是中国在整体国力上升、其他传统强国地位相对下降的条件下所提出的新战略目标，这种目标与邓时代所强调的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国际环境有很大不同，过去的对外战略定位更多是被动的、以国内议题优先的，而“中国梦”具有强烈的对内和对外抱负。与之前主要强调国内治理的“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目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梦”既强调国内建设和人民富足，也强调中国摆脱百年屈辱史、在国际体系中的重新崛起和获得大国应该享有的国际尊重和地位。

　　而过去一年，围绕着“中国梦”的正式提出，中国外交实践再次迈过了一道关键的分水岭，开始向更为强势和高调的方向转变。2013年，在日趋升温的南中国海和东海领土(海)纠纷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新的策略，改变了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搁置争议”和淡化纠纷的态度。针对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举措，中方不仅向联合国提出中国东海大陆架的延伸应划界至冲绳海槽，更在数月后首次划设涵盖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无论在南中国海还是东海，中国军方和行政执法部门都增加了在这些区域的活动和存在，尤其是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南下南海格外引人注目。

　　更具有全局意义的是，中方在11月举行的中共三中全会上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有望成为领导人协调外交、军事、安全等领域政策与执行并落实国家整体安全战略的最高机构。在一个低调外交、一切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年代里，领导人并没有迫切需要来设立这样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伴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外交风格转换，中国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和外交问题，这种机构就显得必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在贯彻最高领导人强硬风格和个人意志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应当讲，邓小平当年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是与中国当年较弱的经济实力和较低的现代化水平有很大关系的。在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比不了西班牙和巴西，与美、日的差距悬殊。即便到了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有所上升，但仍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和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此后的十几年中国经济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出现了近代以来历时最短、最猛烈的变动，到今年底，中国经济总量将反超日本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大幅缩小，如果按既定增长速率，中国经济总量将在习近平时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在经济膨胀的背景下，中国军事实力也在大幅增长，速度甚至超过经济增长率。在国家综合国力大幅上升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再次由“柔”变“刚”，应是可以预料之事。

　　然而，领袖个人在外交风格转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习近平执政元年，无论在对内反腐、重启改革还是在对美庄园外交、周边事务方面都展现出果断、坚决和强势的鲜明风格。在这种强势领导人风格的影响下，中国将加快外交风格的转变过程，刚刚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进一步强化领袖个性对政策所起的作用。

　　如果把中国的对外战略放在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框架去看，就会发现追求大国荣耀、尊严和国际影响力始终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主要内容。在古代中国的东亚“朝贡”体系被列强打碎、中国自身也沦为落后与衰败之后，国家和人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屈辱之中。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能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时代，中国逐步恢复国际舞台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但由于经济上的制约，中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积贫积弱的状态，因此强势外交未能得以持续。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实则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目的在于以退为进，遵循圣贤遇事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的道家思想。然而，一旦时机成熟和实力允许，中国必然将重返强势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