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33军政治部支前队队长：为解放上海筹物资

吴文桂1949年动员船工往宝山前线运送物资的情形(左四为吴文桂)。

　　人物小传

　　吴文桂 (1926— )浙江义乌人，1926年11月出生，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浙东总队金肖支队第八大队政工队队员，支前队区队长、支部书记。1949年解放上海时，是人民解放军33军政治部支前队队长。全国解放后，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机关党委副书记。2004年9月上海筹建上海解放纪念馆时，吴文桂经2年查找，向纪念馆捐赠了66件史料文物，成为捐赠史料文物最多的个人。

　　我今年88岁了，除了腿脚不太利索、耳朵有些背之外，身体和脑子尚可。尤其，对人生中几个重要转折时刻，记忆无比深刻。16岁时，日寇侵占我家乡义乌，我恨得咬牙切齿，参加了革命。1949年上海解放战役打响前，我是人民解放军33军政治部的支前队队长，主要负责为部队筹借粮食和战略物资。

　　想当年，战火纷飞，我们支前队奔波于前、后方之间，多次与死亡擦肩。说真心话，咱们这些参加革命的，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危险任务，大伙都抢着去，哪怕组织上已明确派给某位同志，其他人照样会竭力争取，理由不是“我没妈妈”，就是“我还有姐(弟)，我妈不缺我一个”等，反正谁能夺过这危险任务，就算谁有本事。

　　如今每每回想，依然激动不已。正是当年的理想与斗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一切。我特别感谢解放日报重拾1949记忆，这让我，这个当年的亲历者，圆了要为后人留下些精神财富的愿望。借陈毅老总的话言我心声，那就是——

　　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

　　支前队多是女同志

　　淮海战役胜利后，我军大步南下，特别是一过江，距离根据地越来越远了。这意味着，军队不能再靠根据地实现供给，而是要有专门的队伍负责四处动员和筹措物资了。于是过江前，军、师、团三级都设立了支前工作机构。我所在的33军，是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由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和在淮海战场上起义的“佩剑将军”张克侠部队整编而成，33军政治部设支前部，又设支前工作队。当年2月底我被调入支前队时，队里才十余人。

　　难忘南渡之夜。那是1949年4月21日，我们被编入渡江第一梯队。江堤上下，密密麻麻全是候船队伍，战士们异常肃静，只闻江水波浪和远处的枪炮声。其实，大伙都在极力克制内心的澎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不是咱们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吗？此时，这一伟大时刻已经来临！

　　我清晰记得，我们第一梯队是在长江南岸的荻港登陆的。说来奇怪，平时，敌人的飞机整日在长江上空盘旋，然而，渡江那晚却不见踪影。我们平静顺利地渡了江，直到上岸后又行军20多里，天大亮时，敌机才来光顾。我们继续南行，身后乒乒乓乓响，好不热闹！倒像是在热烈祝贺我军顺利渡过了长江！

　　咱们支前队啊，大多是女同志。渡江前，她们就克服了许多男同志所没有的困难。单单来例假，就苦头吃足。因为，急行军路上，根本没法换，用的又都是既粗又硬用稻草做的草纸，走路时锯子割肉般地疼，还不方便说，唯有强忍着，歪歪地走路。所以这回渡江前，我特地让队里的孙秀云和吴英俩人，从棉衣里撕扯出棉花来，洗净、煮沸、晾干，每人一包分发给女同志。有男同志看见了，起初不解其意，笑女同志“吝啬”，啥都舍不得扔。更有个男小鬼小陈，还眼红着问：“为啥不发给我们男同志？”旁人起哄着也要往小陈手里塞上一包，女同志们哄堂大笑。小陈突然明白了，满脸通红地缩回了手……

　　这是南征途中支前队妇女们唯一一次特殊待遇。

　　事实上，我们这支以妇女为主力的支前队，一点不比男人逊色。因为要给部队筹粮，常常要比大部队早到；部队饭后继续前进，我们还得处理筹粮各种善后事宜，再马不停蹄赶上，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南渡之后，我军日夜兼程地追敌，国民党部队是坐着汽车逃，我军却是徒步追。因此首长号召：人人争做长腿英雄，两条腿要追上4个轮子。国民党还把路和桥梁破坏了，我们的机枪大炮，只能拆下来，背在身上，这就更加大了负重。但了不起的是，我军日行速度超过130里，甚至有一晚在安徽广德县附近，我们的部队走着走着，通过说话内容，发现四周一同行军的竟不是自己人。原来，我们已追上逃敌，并把敌人包围了！此后，激战10小时后，敌人溃不成军，纷纷投降，有人要求加入解放军，组织上就把几个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分配给了我们支前队。此外，我们在湖州等地遇上了一批要参军的在校生，有几名高中女生被分配到了支前队。这么一来，支前队扩大到40余人。

　　渡江之后那几日，雨一直下，我们支前队天天“早到迟退”，一路上更是主动将病号的米袋子压在自己肩上，所以个个都把身体压成了虾形。到了4月27日，开始倾盆大雨，浇得人透心凉。支前队的同志们，奋进在泥泞道上，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摔得人都站不直了，各人还给自己下死命令“千万不能掉队，掉队了整个部队吃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