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飞行员空投首枚原子弹：距靶心40米处爆炸(4)

参加我国原子弹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

　　然而首长们及时觉察到了这一情况。

　　该团的副政委于复祥是个老功臣，在战争年代就荣获过“模范政治工作者”的称号，他发现问题后立刻找到李源一交换意见，两人很快统一了思想，坚定地表示不撤换正式机组，排除了内外部的压力，马上把军心稳定了下来。

　　当时的兰州军区空军袁学凯副司令员还亲切地把他们召集起来集体谈心。他指出：“虽然有的弹投偏了，甚至投飞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每次投出的第一颗弹，都比前一个飞行日投得靠靶心近，这就是进步，哪怕一次比一次近两米，也要肯定我们训练是有成绩的。”他还说：“不能把问题都集中到于福海一个人肩上。飞行员有没有问题？高度、速度、飞机的空中姿态，都保持很好了？我就发现进入轰炸航路后，标图板上的标线不稳定。机务上呢？自动驾驶仪轻度偏航的毛病解决得怎么样了？瞄准具上陀螺仪摆动的情况还有没有？其他各种工作都要从自己这方面细致地发现问题，彻底地解决问题。这就是集体的力量，我们就是要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来克服眼前的困难。”

　　兰州军区空军刘镇副政委亲自找于福海促膝交谈。他肯定了于福海技术上的长处和在训练中作出的巨大努力，帮助树立自信心，同时也指出于福海考虑个人得失，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当时刘镇笑着批评说：“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大事，考虑怎样战胜困难，不能只想自己如何如何，真的投不好，也不能把你杀了，就是杀了你，也不解决什么问题！”

　　那段时间飞机正要做定期检查工作，空勤机组集中了几天，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于福海读了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很受启发，很快去掉了思想包袱，增强了“闯”的信心，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投弹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李源一根据预备机组的经验，同刘景新一块，对左右座飞行员进入轰炸航路后的驾驶动作进行了科学的分工，一个集中精力保持高度，一个集中精力保持速度，控制飞机的颠簸和摆动，保证于福海瞄准时不受干扰。就这样，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一整套提高投弹精度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机组内部也更加团结了，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投入到训练之中，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在地面轰炸台上反复演练，在空中投掷训练弹时反复实践，然后坐下来作一番认真的思考，经验日益丰富，技术日益成熟，轰炸训练成绩显著提高。

　　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从指挥部来到机组，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和军委首长对机组的指示和亲切问候。临别时他轻松地告诉大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就是投到靶标外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效应方面取得的数据要少一点罢了。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机组轰炸成绩持续地、迅速地提高，超过了以往的最好水平。训练归来，李源一常常都要感叹一番，张副总长“投到哪里算哪里”的话，有辩证法，有用兵之道！

　　到了4月下旬，机组信心百倍地向指挥部报告：“保证投在200米以内，力争投到100米以内。”4月28日，指挥部决定对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做一次总的检查和考核，除了投实弹以外、一切都是按实战进行综合演习。机组驾机起飞，投掷了一颗冷爆弹 (即外形、重量与原子弹完全一样，可装的是梯恩梯炸药的模拟弹)。根据雷达测定，冷爆弹的空中爆炸点距靶心96米，达到了训练计划中所规定的目标。

　　通过反复训练和多次的失败，参加空投的6名机组人员经过近3月的磨合，与图—16飞机、机组人员、原子弹三者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具备了实投的一切条件。

　　进入5月，天气时好时坏，正式试验的日期一推再推。1965年5月13日傍晚，指挥部终于下达了14日正式投弹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