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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涛拍案》:一年的摸索有收获 在此做结

2004年04月01日 21:06

  采访窦文涛不知道算不算好事多磨。起初,因为节目制作非常紧张,窦文涛要求把采访时间定在夜里12点,因为录节目的时间在夜里,12点左右刚刚录完,之后才能有空闲让我采访。然而我从当晚12点等到凌晨2点,窦文涛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奈我只好给他发了个短信。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我看到窦文涛于凌晨4点39分的短信回复:“对不起。录节目至此时。下午2点给我打电话吧。”……

  《文涛拍案》有所创新我给它及格的成绩

  下午,电话打通了。窦文涛说,《文涛拍案》这个节目明年不准备再做下去了。虽然目前看来这个节目的反映越来越好。但是《锵锵》和《拍案》这两个节目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他说他这个人命里注定不能讨巧,选择了一种最累的劳动方式,自己需要从头到尾幕前幕后干到底,有点儿像手工作坊,产量就不可能太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会使他不能全力以赴地、专注地投入任何一个。这对节目、对观众、对自己都是不负责任、不真诚的。此外,文涛说,他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充实自己、感受生活,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窦文涛曾在采访中坦言:“《锵锵三人行》和《文涛拍案》这两个节目套牢了我的时间,高的一个人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就是没有吸收,这不是一个健全的人,而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其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均很可疑。”

  时至年终,窦文涛在回顾一年的《文涛拍案》节目时说,这一年来,我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文涛拍案》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每周都要熬一个通宵来录制节目。虽然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中,这个节目的制作还嫌粗糙,但能以此来告慰自己的是,《文涛拍案》真正是我们的原创。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件作品来做的,所以不可能做久。我这十几年来做过节目无数,十之八九我在其中的表现都是失败的,甚至《锵锵三人行》我也不觉得成功,可是平生头一回,我给《文涛拍案》打个及格。把这视为我又掌握了一门手艺。我并不潇洒,自己决定结束这个节目,心情是“忍痛割爱”。这几天一直想着它,惋惜着这个短命的孩子。永远不会忘记,在36岁本命年,我做了一个《文涛拍案》,是我业务生涯中一件重要的事,似乎推开了另一扇门。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年,但是值得纪念。

  在这个节目中,我们至少创造了一些什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开始是一条陌生的路,从节目的形式、风格到内容、制作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对象,完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可以说我们是艰难地摸索着做了这一年,也曾经摸索得焦头烂额。后来渐渐找到了感觉,走通了这么一条路,得到很多收获。这种《文涛拍案》的精神可能会影响我以后的节目。

  在节目的形式上的创新之处在于,我们在现实的新闻画面中加入音乐电视的处理手法,用感性的文艺手法处理理性的信息,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感慨。力图表达我们内心对一个新闻事件、一个法制案件的人性化感慨,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感慨,发表普通人的评论,最个人的也就是最民间的。

  传统话语精神和现代电视手段相结合

  《文涛拍案》以演说民间传奇的风格讲述法制案件,用民间态度去评论社会现实热点大事,抒发民间感慨,触及话题禁区,演播两岸三地乃至国际上的大案、要案、新案、旧案、奇案、名案,后期直面本周新闻热点。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凸显情感元素,被称为“感性法制节目。

  窦文涛曾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所以惶惶不可终日。”《文涛拍案》这个节目让他以一个说书人的身份,用幽默调侃的语言来分析古今中外各种离奇莫测的案子,追踪世界各地发生的最新的刑事案件。窦文涛说:“我该怎么讲,怎么利用电视的手段去讲……于是我发生了兴趣。”窦文涛和他的幕后策划的兴趣也围绕着“惊堂木”发生了变化。

  窦文涛认为,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受港台和外国节目的影响非常多。有些节目甚至是“克隆”了境外节目的形式和制作。应该说这是电视节目工业化生产的正常现象,并非不良现象。但在《文涛拍案》中我们追求一种中国人的电视个性。

  宋代,茶馆酒楼、勾栏瓦舍间,有许多类似说书的艺人表演,那时候这门玩意儿就叫“说话”。最初是即兴表演,无底稿,高手能于顷刻之间,将一朝一代乃至几朝几代之事捏合一处,号称“谈古论今,如水之流”,用今天的话讲,是典型的即兴脱口秀。后来他们记录经验,弄出脚本,在经文人整理,形成“话本小说”,这也是现代评书的渊源。当时在“说话”行当中有两类,一类是讲历史故事为主,中间也有现实讽喻;另一类就是以评说时事,乃至于市井新闻为主。前一类就是评书的祖师爷,而后一类已经失传。也就是说,在中国民间说话中,自古便有一路关注评说当代现实的遗风,不过是用嬉笑怒骂的演说手段抒发出来。

  《文涛拍案》就是在应用现代电视手段的基础上,吸取了张扬人性的、个人化的中国民间声音的表达方式。用这种传统的、同时也是崭新的电视手段进行民间叙事、民间评论。这种对中国古今民间话语精神的学习,肯定影响了《文涛拍案》的说话风格。

  《文涛拍案》就好像一个电视节目的实验室。因为无法可效,我们就在其中实验最新的形式和元素。开始有一点儿像说书的,但那只是加一点儿似是而非的味道,不是真的学说书。就像现代时装设计,也爱加一点古代符号作花边装饰,本质还是鲜明的时代精神。而且到后期,窦文涛越来越让自己回到自然而然的说话,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窦文涛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种说话很耗精气神儿。”这些创新是我们在这艰苦的一年中可以告慰自己的成绩。这一年的工作体会,用两句话形容,就是“一穷二白,逼上梁山”。也许正因为我们缺乏资源,一穷二白,才被逼得走出一条新路。

 
编辑:贾靖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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