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煤重生 大安山乡摸索中前行

　　大安山乡煤矿全部被关闭后，“靠山吃山”的百年煤乡也断掉了最后“一口粮”。失去了煤炭这个惟一的支柱产业，昔日黑山黑水黑土地的大安山乡，不得不向绿色经济、生态经济转型。

　　从“吃煤”到“吃生态”，大安山乡完成这种巨变，可能还需要经历较长的摸索期。但是，在北京打造山区“沟域经济”的绿色发展大规划下，百年煤乡的重生希望已经清晰可见。

　　失去支柱产业

　　煤乡经济“断粮”

　　“这眼见就晌午了，还没个动静，我看今天又歇了。”上午11点，刚起床的郑秀中端着刷牙缸子站在大路上张望。郑秀中今年40多岁，他是新瞧煤矿销售站的负责人。这个销售站正好设在大安山乡出口处，是出山的必经之路。出城到大安山乡90公里的国道上，是目前惟一能见到的还在营业的煤炭销售站。

　　2010年7月5日，距离这个乡最后一个煤矿——新瞧煤矿关闭已过3个月。在屋子里的几个伙计似乎对过往车辆毫不关心，对于他们来说，车来得越少，就意味着他们还能拿到这份儿煤炭行业“高薪”的时间就越长。

　　与那个年代众多淘金者一样，郑秀中是上个世纪80年代跟着煤矿主到山里来的，他的妻子也是这站里的伙计。即使矿山关闭以后，他们在这里卖煤，每人每月的收入也有900多元。郑秀中说，现在矿上还有1万多吨的存煤，这是他们这个站最后的工作，卖完了以后他们就只能到村里去当护林员，而护林员的工资每人每月仅400元。

　　这个煤站，这1万吨煤，是大安山乡，也是整个房山区最后一份“煤炭产业”。大安山乡宣传部部长王志强介绍，2005年大安山乡开始关闭煤矿时，正值煤炭价格高涨，1吨煤价格平均超过500元，其利润高达400元以上。而煤矿关闭以后，乡政府的经济收入直接减少了95%。

　　今年4月，随着新瞧煤矿的关闭，大安山乡最后“一口粮”也彻底断了。在京西，围绕着煤炭生产形成的运输、餐饮、服务等产业链，随着小煤矿的关闭瞬间崩溃，乡级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大安山乡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历史上少有的特殊困难时期，”王志强说，“以前乡里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靠煤炭行业，现在乡、村自有资金来源都断了”。

　　大安山的煤炭私人开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此后逐步兴旺。根据大安山乡政府的统计，在采煤业最辉煌的2004年，乡财政收入九成以上来源于煤。煤矿和由其衍生的运输、餐饮等二三产业产值占到大安山经济总量的94.8%。

　　煤矿的兴旺也带动了运输业和很多相关产业。王志强说，原来在煤矿边开个小饭馆都能挣大钱。矿区边上的一个小加油站，一天就能销出3吨柴油。矿区的路边，修车换轮胎的摊点随处可见。来自国内各地的务工者来到大安山“淘金”。

　　王志强介绍，小煤矿关闭前，全乡家庭收入每月平均超过3000元，小煤矿关闭后，平均收入直接降到100元以下。就连政府的正常运转也面临资金困难，从前能解决的教育补贴、老人生活补贴、生活用煤补贴、新农村建设、环境整治等费用，也出现了短缺。

　　经济来源完全断绝，失去支柱产业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日渐显现，关矿给乡里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不仅乡村集体失去了几乎全部经济来源，大量村民也没了工作。

　　乡政府给乡里的新建项目都下了一个硬指标：除专业技术人员以外，能用本乡农民的一律不得外招。就这样，一大批低收入的工作岗位被硬挤了出来。护林员、筑路工人……这些劳动强度极大的工作，对于绝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进城打工而又急需钱生活的村民来说，不管老幼，都是乡里惟一能给他们找到的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的月收入通常只有400-800元。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了，”大安山乡乡长胡建光说：“去年底，农民人均年收入4800元，还不及全区平均水平的一半，原乡村煤矿供养人员经费没有来源，供养标准大幅下降，有的村子逢年过节给老百姓发米面的钱都没了，还要由乡政府给予支持。”

　　艰难“取经”路

　　乡政府“串门子”摸索经验

　　“经济怎么办？”关矿后的产业转型成了大安山乡政府必须全力破解的难题。在大安山乡境内，随处可见“调整产业结构”的宣传语。

　　2005年，大安山开始了探索之路，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大面积推开并且适合全乡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北京市的发展规划图中，房山区被染成了浓重的绿色，这意味着，在这一片生态涵养发展区内不能发展工业。这让大安山本就局促的产业选择，可选范围变得更小。

　　绿色被无可选择地定为了这个乡未来发展的主题，原乡级永红煤矿转为大安山绿鑫商贸公司，副矿长张春民新的职务是生态恢复工程指挥部支部委员。从“吃煤”到“吃生态”，对于这样一个污染严重，除采煤外没有任何技术和硬件基础的乡村来说，努力的结果往往也不随人愿。

　　“你以前来过大安山，如果告诉你那个连麻雀都是黑的山村能够发展绿色经济，你会相信吗？”王志强说：“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我们确实缺乏经验，所以只能学习。”乡政府的干部组织了“串门小队”，采取“炕头拉家常”的方式到情况临近的乡村学习经验，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几乎跑遍了怀柔、延庆、河北任丘、遵化等数十个乡村。

　　“串门”的结果是，技术学来了一大堆，却多半“水土不服”。巷道蘑菇产业，柴鸡养殖，建立贸易公司将山里的核桃、柿子等土特产向外输送……这些均写入了厚厚的《大安山乡经济社会转型总体发展规划》和《大安山乡域总体发展规划》中。种植巷道蘑菇，曾被作为大安山转型的成功案例被媒体多方报道。2005年底，大安山乡政府在水峪村建立了绿苑食品加工生产基地，利用原有的煤矿巷道培植蘑菇，安排就业。在这里工作的员工一个月能拿到500元到600元的工资，虽然远低于之前在煤矿的收入，但村民觉得“远比在家里闲着强”。

　　两年后，这个乡办企业转交给水峪村经营，再无原来的风光。“我们的蘑菇拿到市场上，人家都抢着买，但从山里运到市区成本太大，形不成优势。”原绿苑食品加工基地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大安山还试图发展旅游业，这是很多传统能源开采地区转型所选择的道路。大安山先后启动了以寺尚村为代表的民俗旅游村建设，以及西苑、水峪两个村的生态小流域治理工程。

　　“旅游需要自己的特色，对于这套纯粹借鉴来的经验，现在开始摸索出了规律。”王志强告诉记者。

　　5年内

　　“吃鸽子、摘核桃”没准是出路

　　原本是大安山乡最重要的煤村瞧煤涧，一行行“打造北京第一鸽乡”的标语取代了以前满墙全是黑煤渣子的景况。这，正是王志强所说的特色。

　　2007年，现任大安山养鸽厂厂长张伟曾跟着乡里组织的村民去外地农村“串门”学习，回村后乡里买了2000多对种鸽做试点，现在这2000多对种鸽成了乡里最大的希望。

　　“现在北京和周边还没有大规模发展肉鸽经济概念的地区，而且肉鸽养殖在大安山地区也不受地理条件限制，”在王志强看来，只要能坚持扛过这段过渡期，鸽子一定会成为大安山的标志。

　　“这山里缺水少药，但是现有条件对于鸽子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东西比其他禽类都好养，如果销路不成问题，我们能够养得更快。”养鸽厂的技术员安清彦是北京最早一批养鸽专业户，他对于目前鸽子计划非常看好。到现在为止，原有的2000多对种鸽已经繁衍孵化到3万多对，全乡人均拥有10对种鸽，年人均增收1800元。

　　乡里计划，5年内发展规模扩大为年出栏肉鸽120万只，外销种鸽2.36万对，观赏鸽4.9万对，信鸽9800对，形成生产、加工、销售、观光为一体的产业链，把人们对于北京煤乡的记忆彻底改变成“北京鸽乡”。

　　另一方面，大安山现已种植20万株核桃树，因此希望把核桃采摘和肉鸽经济同时打造成房山区北部农村的旅游热点。胡建光心里盘算：一棵树年产10斤，按单价10元计算，每棵树能收入100元，30棵树就是3000元。长远来看，就如同为全乡群众栽下了一座座“绿色银行”。

　　大安山正在申请把大安山乡纳入北京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规划建设范围内，并把乡里的大北河作为大石河支流纳入水环境治理计划中。

　　“我们已经在整个房山区的旅游经济链条中找到了合适的位置，”王志强说：“现在道路也通畅了，如果水源和规划再得到解决，相信不久以后‘吃鸽子、摘核桃’就会成为北京的一个消费热点，成为大安山的特色产业。”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些中长线的规划短时间内都无法解决村民低收入的问题，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里，村民收入和生活保障问题成了乡村经济发展中又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

　　目前，大安山乡政府正在通过两条途径解决农民的问题。一是通过生态搬迁和险户搬迁，逐步将一批村民搬向城镇，以降低人口基数。二是申请林业指标，希望通过国家造林工程的推进，把一部分村民转入林业系统，实现专人专用，也给这些参与造林护林的村民一个合理的身份。

　　在北京，无论是大安山、史家营还是斋堂，这些过去紧紧依靠煤炭产业的资源型乡镇，被开掘多年后，矿区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这种环境下短时间内很难找到新的支柱产业。煤乡要实现新的突破，让“吃”惯了煤矿的农民适应没有煤矿的生活，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发展“沟域经济”

　　穷山沟有望变成“聚宝盆”

　　这仅仅是一个缩影，面临同样困境的远不止大安山一个乡。淘汰落后产能使长期赖以生存的高能耗产业彻底瓦解，退耕还林使耕地进一步减少。

　　2008年前后，在奥运经济的带动下，北京市城市地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GDP迅速增长，而一批经济转型起步较晚的农村地区发展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

　　首都农村经济发展方向何在？如何促进首都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些话题成为近年北京市两会和专家讨论的热点。

　　2008年，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开展山区沟域经济发展试点的意见》，一种由北京市创造新型山区发展模式——“沟域经济”的模式成为山区乡村政府和农民的新希望，探索也由此开始。

　　长达15公里的怀柔区雁栖“不夜谷”，山路两侧林木郁葱，一沟清水常年流淌，近千盏太阳能灯照亮山区的夜空。沟域内涉及5个行政村、13个自然村以及周边的神堂峪、莲花池两个风景区，设有自然生态区、红螺文化区、休闲垂钓区、长城文化区、度假养生区、旅游运动区，还汇集了108家休闲度假场所和480多户民俗旅游接待户。仅2008年，“不夜谷”共接待游客113万人次，年创旅游综合收入1.36亿元，户均增收2000多元。

　　地处司马台长城脚下的密云县古北口镇，2008年则开始打造以“香草种植、游园观赏、婚庆摄影”为主题的“汤泉香谷”沟域，逐步形成了香草观光产业带，成为连接国道与长城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批休闲度假的市民慕名而来，不仅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而且提升了司马台长城景区的旅游形象，每年可增加经济效益500万元。

　　在试点取得初步成功后，2009年5月,北京市政府正式发布《关于促进生态涵养发展区协调发展的意见》。这是北京市首个针对功能区域提出的系统性政策意见。在《意见》指导下，北京计划两年内重点推动数条市级示范沟域和区县级示范沟域，打造一批又好又快、带动力强、农民增收明显的示范沟域。

　　山区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而从生态涵养，到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民俗旅游为主的沟域经济，一条环形的绿色发展线已在北京市10个远郊区县划定。

　　“虽然比他们都晚了，但是我们还是搭上了末班车，”王志强说：“这条绿色的旅游圈正是大安山的希望，总的发展方向已经确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各自找到并发挥自己在全市旅游经济中的定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综合发展研究所陈俊红认为，发展沟域经济是北京突破山区生态保护瓶颈、进行生态经济综合开发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北京进行山区开发的一大亮点。

　　“随着北京山区沟域经济的探索与实践, 不同战略的选择与应用，还将促使沟域经济呈现新的模式和类型，展示出首都山区经济开发和环境建设的新成果，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目标探索出一条有效途径。”陈俊红说。

　　“不夜谷”、“夜渤海”、“汤泉香谷”、“明清古村落”、“云蒙风情大道”……截至目前，像大安山这样的北京周边山区一批批“特色沟域”正在形成，昔日的穷山沟，正在变成山区农民的“聚宝盆”。

　　记者手记

　　远景还有多远

　　时间如流水般逝去，却没有在这个北京最边远的山村留下任何痕迹。30年前，发展工业带动的煤炭政策大手一挥之下，穷山村立刻冒出100多个万元户。30年后的今天，“清算”的日子到了。

　　张爱玲曾说，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如今，村民已不得已开始将这件袍子展开、铺平，暴晒在阳光下，慢慢地将虱子一一剔除。

　　在采访王春娥夫妇的故事后，记者心情始终无法平复。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扼住梦想脖子的总是现实这一双手。“为什么要干这个？”记者的这个问题在他们看起来几乎完全不用回答。

　　王春娥带着记者去看了满是杂草的耕地，由于干旱缺水，这地里多年已经长不出有价值的作物了。同样是因为缺水，任何家禽家畜也都难以养殖。毫无疑问，在统计农村家庭年收入时，这对老夫妇万元左右的成绩是值得标榜的。但是，这1万元的收入并不是靠春耕秋收、半年农闲得来的。无论酷暑寒冬，每天7个小时，难以想象的是还有多少人会挣到这样沾满辛酸和汗水的20元钱。

　　其实，王春娥夫妇的境况并非是这村里最尴尬的，因为还有一部分四五十岁的村民没有到领补助的年龄，外出也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每月400元左右的护林员工资过活。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过去的煤炭，还是未来的远景，都只是个传说。

　　尴尬的现实使村民对于乡政府的种种尝试不具信心。“最早说种蘑菇，我们就没看到蘑菇的钱，后来说养羊，羊又不知道哪儿去了，现在养鸽子种核桃，可是到现在我们也没落着一棵核桃树。”采访中，这位村民朴实地抱怨或许缺乏长远的经济眼光，但却真实地反映出村民对于未来发展渴求的整体心态。

　　乡村的未来该怎么办？市政府在积极规划和出资，村民在焦急期盼，上下两方都寄希望于作为中间执行者的各级政府及部门能够实实在在地肩负起这个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