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大用:环境问题严重与发展阶段和模式密切相关

　　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具有战略性、针对性的重大决策部署。那么，如何看待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又如何积极通过社会建设推动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建设“美丽中国”呢？记者就此课题采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洪大用。

　　记者：前段时间，国内不少城市被PM2.5超标所致的雾霾天气笼罩，环境污染问题引起公众前所未有的重视。为什么环境问题近些年会引发高度关注？

　　洪大用：以前人们不认为PM2.5超标是一个问题，后来发现它对人体健康有很大损害。这表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老百姓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此外，环境问题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环境问题是不可逆的。在我国快速、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中，各种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呈现出来的形势比西方发达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要严峻得多。加上我国环境空间相对有限，使得环境问题更为突出、更为集中。环境问题在中国之所以如此严重，是与我们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

　　记者：如何看待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呢？

　　洪大用：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导致的。将产生的垃圾填埋、焚烧，可以从技术上解决，但是根本上还是要减量。怎么减量？这就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要转变。要通过社会干预减少人们对环境的破坏，促进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社会学通常把现代社会叫做“风险社会”或者“高风险社会”，这个高风险来自哪儿呢？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大提升，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人们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改造社会、改造自然、规避风险。现在，恰恰是人们这种自以为是的举动造成了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要使用科学技术，但不能盲目崇拜它。

　　记者：在您看来，环境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变革来促进环境问题的更好解决。那么我们应当从哪里入手呢？

　　洪大用：环境问题总是与一个特定社会的结构、特定社会的过程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社会结构跟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展的成果没有实现全体成员共享，那么就很难产生环境保护的共识。

　　我们经常碰到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问题，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建立一个全面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制度性地缓解人们的生存压力。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非常系统化的、理性化的力量。

　　政府推动环境保护有很多优势，比如可以征税，可以筹集资源、收集信息等，但是政府很难做到很细致、很个性化的处理。对市场来讲，这种力量本身是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虽然可以用市场机制提供一种刺激，引导人们行为的改变，特别是引导企业行为的改变，但是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它对环境破坏的因素更大。所以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其实可以有一种平衡，就是公众参与形成的民间力量。有组织的、理性化的公众参与，是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重要补充和促进。

　　从源头上防治污染，除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之外，还需要在健全环境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上下功夫。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环境执法体系，环境执法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必须构建覆盖环保工作各个方面的门类齐全、功能完备、措施有力的环境法规标准体系，切实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重点流域、区域、行业的执法监管，加强城市和重点工业污染源的执法监管，持续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必须通过实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以完善保护环境的各项法律法规为重点，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加大对污染者的处罚力度，决不允许环境违法者逍遥法外。本报记者 李亚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