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2)

　　企业转移大环境已变

　　产业转移和腾挪只是权宜之计，机制创新、生产转型和技术升级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随着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以及东部产业西移伴随污染转移现象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企业转移的大环境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首先，政府的环保压力在增大。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逐步出台，地方政府在环保上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指标限制。

　　以河北为例，从出台治霾的50条措施到立下治理“军令状”，2014年河北计划压减粗钢1500万吨、水泥1100万吨、平板玻璃1800万重量箱。按照河北淘汰过剩产能的“6643”工程，到2017年，河北要压缩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燃煤和3600万重量箱玻璃。

　　列出数字很简单，但减少产能需要无数企业来承担。在原有生产模式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企业要么被强行拆除，要么只能搬迁重组，走改造升级之路。

　　其次，产业转移政策的限制。除了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全国性的产业转移政策外，不少地方政府也更加关注引进来企业的“质量”。

　　比如，被国家列为西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试点省市的重庆市，专门颁布了《重庆市招商工作规范（试行）》。其中规定，主城区承接转移产业的单位投资强度近期不低于20亿元/平方公里，万元增加值能源耗费不高于1.5吨标准煤；1小时经济圈其他区县单位投资强度近期不低于15亿元/平方公里，万元增加值能源耗费不高于1.7吨标准煤；在缺水区域禁止布局耗水型产业。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民族地区单位投资强度近期不低于10亿元/平方公里，万元增加值能源耗费不高于两吨标准煤。随着环保压力增大、环境观念增强，政府对迁入产业更不会随意放行。

　　另外，公众环境意识在提高。生态环保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入公共视野，环境问题屡屡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如PX项目引发的“集体散步”，污水排放引发的社会冲突，建垃圾焚烧厂引发的集体抗议等。

　　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对政府传统的环境管理方式造成较大压力，厦门、大连、什邡、启东、宁波、茂名等地不少投资巨大的化工或资源开发项目因公众担心污染环境而被迫下马。

　　所以，产业转移和腾挪只是权宜之计，机制创新、生产转型和技术升级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为了短时期的经济发展而盲目引进项目，仅仅简单作为落后产业转移的承接者，而不能实现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引进的落后产业在未来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想甩都甩不开。

　　（作者系安邦咨询宏观经济研究员）

　　相关链接

凌云公司搬迁至邯郸

　　新兴际华集团下属子公司、国内原料药碳酸氢钠生产龙头企业北京凌云公司日前宣布，将整体搬迁至河北邯郸。

　　据报道，年产6万吨的原料药碳酸氢钠研发基地、生产基地落户邯郸后，将充分利用当地新兴铸管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和余热，能源消耗将大幅度减少。根据测算，通过利用新兴铸管排放的二氧化碳，可减少煤炭消耗5.29万吨；回收蒸汽冷凝水取代自来水，可使用水量从72万吨减少到13.2万吨。与在北京相比，总体减少排放二氧化碳40万吨、二氧化硫9000吨、烟尘1万吨。

　　据悉，生产基地迁到河北后，北京凌云公司退出的数百亩工业用地将结合首都功能定位调整，建设生态型应急救援产业示范园区。产业园搭建“一园三区”的功能架构：一期利用582亩土地建设“安全应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和“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基地”；二期利用1000余亩山地建设“体验培训教育基地”。产业园区建设力求突出生态、低碳、绿色、高端的规划建设特点。

北汽生产线外迁黄骅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日前表示，根据北京新的战略定位，北汽集团在北京将重点发展整车、动力总成、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开发和技术研发，把北京总部建设成为北汽集团的技术创新、销售服务和高端汽车产品制造中心。同时，北汽集团已经做出规划，将旗下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整体移至河北黄骅，并向制造服务型、创新型企业转型。

　　据报道，早在2010年，北汽集团便开始了产业布局，先后建成湖南株洲、重庆银翔、广东增城、江苏镇江、江西昌河、河北黄骅、云南瑞丽等多个自主品牌乘用车生产基地。这些产业基地在扩大北汽集团产能规模之外，有的基地还承担了产业转移的功能。

　　北汽集团华北（黄骅）汽车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50亿元，设计年产整车20万辆，去年12月竣工；2015年二期建设完成后，年生产能力将达40万辆，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400亿元。

　　业界观点

大气污染治理急需协同

　　中信证券

　　基础设施、产业协同、资源流动、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预计将成为京津冀协同的5个重要领域，具体协同路径明晰仍需时日。

　　当前，京、津、冀三地仍在就“基础设施相连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等提出设想和建议，国家发改委牵头协调，最终的协同目标和执行路径预计仍然需要数月讨论和完善过程，机制和政策推出仍然需要一定时间。

　　大气污染治理急需城市群协同，“高耗能、高污染”的过剩产能淘汰是关键。

　　在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的大气污染尤为突出。但从北京、天津、河北的煤炭消费量来看，2010年以来，北京煤炭消费量持续下降、天津煤炭消费量基本稳定，河北煤炭消费量则仍处在快速上升趋势中。到2012年，北京在三地的煤炭消费量中占比仅为6%，而河北为80%，约是北京的13倍。

　　因此，仅通过北京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难以解决其大气污染问题，大气污染没有“孤岛”。产业转移机制和成本分摊机制是实现“联防联控”效果的关键，财政、税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跨界治理协调机制仍然需要后续政策推进。

　　重污染企业出路何在？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

　　在环境治理中，产业到哪里去是市场行为，政府应该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愿。高耗能没有罪，超过排放标准才是不合法的。因此，政府要用排放标准这样的政策工具引导企业的选择，如果不对污染源严格排放标准，污染企业无论搬到哪里都会出问题。

　　避免雪糕效应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

　　我们要把在不适合生产的地方的企业搬到适合的地方，反之，把在不适合做总部的地方的总部搬到人才集聚的地方，这样也是一种空间上的调整，为企业优化资源提供了思路。

　　如果逆着这个规律去做，其结果可能是总部搬过去了，但人才跳槽了，企业慢慢枯萎和消失。这就像从冰箱里拿一支冰糕，拿到不适宜的地方，雪糕化掉了，最后谁也没有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