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威胁野生中华鲟生存的“罪魁祸首”？

葛洲坝附近的江面上，多艘渔船正在作业 摄影/本报记者 孙静

　　在地球上繁衍了1.4亿年的中华鲟，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白鳍豚？

　　去年10月至12月底针对中华鲟的专项调查中，专家们32年来首次未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而今年8月，宜昌至上海江段也未发现野生中华鲟幼鱼踪迹，这令科研人员的心情更加沉重。如不及时加强保护，野生中华鲟将面临灭绝危险。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水电工程、航运、捕捞、污染等人为因素，被指共同造成了中华鲟的种群危机。为挽救中华鲟，长江应该进行生态联合整治，为中华鲟开辟更多“栖息之地”。

　　关于中华鲟的记忆

　　上世纪60年代末，四川宜宾的李明芳与湖北宜昌的牟少枝被同一个场景所吸引——板车上拖着一条两三米长的大鱼，体表有五行坚硬骨鳞。这两个10来岁的少年，由于空间隔阻彼此并不相识。

　　如今已经是一名渔民的牟少枝记得很清楚，1969年9月29日下午，他坐在扬着白帆的小渔船内，眼见爷爷捕捞到一条800多斤的中华鲟，费了很大劲儿才拖上岸。全家人兴奋极了。大鱼上交给集体后，爷爷被奖励了一匹的确良(布料)与一叠粮票。两天后，一辆大板车还拉着这条死亡的中华鲟，出现在国庆20周年大游行的队伍里。

　　李明芳第一次看到中华鲟则是在岷江岸边，同样是装在大板车上，很多人围观。四川宜宾曾是中华鲟最佳产卵场，当地称中华鲟为“大腊子”，并有“千斤腊子万斤象”的民谚。

　　资料记载，中华鲟在地球上生活了1.4亿年，与恐龙同一辈分，是世界现存鱼类中最原始的种类之一。它属海栖性洄游鱼类，出生在长江流域、大部分时光畅游大海。发育成熟后，会跋涉3000多公里，沿长江口上溯至金沙江下产卵。约18个月后，再次游回大海。

　　科学研究至今尚未能解释，在大海中生活的中华鲟，千万年来是如何凭借种群的“集体记忆”，洄游到出生地长江。

　　李明芳和牟少枝还记得，当时每年9、10月份的江面，才会出现这种大鱼。通过1988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后，中华鲟被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而按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标准，中华鲟已步入“极危”级物种行列。

　　未监测到自然产卵

　　如今形势更加严峻。今年8月10日，受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委托，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组对中华鲟2013年自然繁殖情况及现有资源状况进行核查。按照中华鲟的生活习性，8月正是幼鱼陆续进入海洋的时间。

　　但科研人员一无所获。中国水产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组组长危起伟介绍，专项调查覆盖了从宜昌到上海之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江段，分为水路和陆路。水路调查中，主要采用声波探测的方式；陆路则走访渔政部门及近百名渔民。两种途径未发现野生中华鲟幼鱼踪迹。

　　这进一步印证了危起伟的隐忧——2013年，科研人员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产卵，而这是自葛洲坝截流32年来的首次。“基本上可以确认，中华鲟在2013年没有自然繁殖活动发生。”危起伟进一步解释，此前中华鲟每一年都有自然繁殖，不繁殖说明种群生存状况出现陡降趋势，有比较大的灭绝风险。虽然目前仍有靠增殖放流得以维持的希望，但如果完全没有自然繁殖的存在，这个种群就很难保住了。

　　现在已经是科考船船长的李明芳见证了整个过程。他看出科研人员口中的“危老师”挺着急，心情不是很好。以往秋季产卵监测最多持续40天，去年则在江上走了两个月。

　　从事中华鲟研究30年，危起伟发现，野生中华鲟资源量几乎每10年下降一个数量级。1972至1975年，中华鲟繁殖群体资源在1万尾左右；2010年以来，缩减至100尾左右。

　　据了解，1983年起，国家已全面禁止对中华鲟的捕捞，并严格限制科研用鱼。1996年，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获批成立。2008年，国家甚至取消了用作增殖放流等科研用途的亲鱼(到达繁殖期的雌鱼或雄鱼)捕捞，但未遏制住中华鲟繁殖资源不断下跌的数字。

　　63岁的渔民杨万涛还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幸运时能看到中华鲟跳出水面。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何广文也证实，退回十来年，他们每年都会接到误伤、误捕野生中华鲟的报告，但近年，连被误伤的中华鲟也难见到了。

　　威胁中华鲟的“罪魁祸首”

　　珍贵鱼类不断下跌的数字背后，与长江流域开发等人类活动不无关联。“可以说，人类活动是导致中华鲟及其他濒危物种灭绝的原因，这其中，葛洲坝的阻隔是最大的问题，其次是三峡及金沙江流域的水电站。”危起伟甚至将以上水利工程称为威胁中华鲟的“罪魁祸首”。

　　业内人士回忆，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前，就已经有专家提出要挽救中华鲟。中华鲟的习性是洄游至金沙江段产卵，葛洲坝建成后将隔阻这一生命通道。当时专家赴国外考察回来后，形成两派对立意见，一派仿效欧美，设计预留12米宽的过鱼通道。但当时修鱼道的技术难度大，而且成效尚不能预计。另一派则根据“鱼类克服流速能力”的实际数据，提出中华鲟可以在坝下形成新的产卵场，进而通过增殖放流可以缓解对种群的影响。“葛洲坝鱼道之争”曾轰动全国。

　　葛洲坝当时是个“三边工程”——边设计边观察边施工，后因地质问题一度停工。伴随着争议，1981年葛洲坝截流，一期工程完工。科研人员在葛洲坝下发现中华鲟产了卵，修鱼道方案被彻底搁置。自此，中华鲟向上洄游的中途成了终点。

　　截流当年的秋夜，葛洲坝附近的渔民见证了惨烈的一幕，当然，那也是个收获的夜晚。58岁的王辉福记得，当时准备上溯至金沙江产卵的中华鲟，在葛洲坝底下被机组涡轮打得“头破血流”，“一坨坨”的残肢飘到沙滩上。它们凭借基因中的集体记忆洄游回来，却无法继续前进。王辉福几袋烟的工夫，就打到了七条中华鲟。此外还有大批尾随而来、以中华鲟卵为食的鲖鱼，重得几乎把渔船压沉。

　　危起伟介绍，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被迫在葛洲坝下方形成新的产卵场，其栖息空间由过去的3000多公里缩至目前的1850公里。原来的产卵场分布在雷波到重庆约600公里地带的16处产卵场，葛洲坝截流后，新形成的产卵场仅一处，约5公里地带，不足此前的百分之一。

　　2006年前后产卵场再次缩减

　　李明芳记得，金沙江下游现在向家坝水电站位置，曾有“腊子窝”、“三块石”两处产卵场，是在宜宾见到“大腊子”最多的地带。自1981年后，四川宜宾再也没见到过这种大鱼。

　　长江水产研究所数据显示，2006年前后，中华鲟产卵场再次缩减为0.1平方公里。提及原因，危起伟瞪圆了眼睛，和缓的语调高了起来。他回忆，2004年起，葛洲坝为扩大通航能力，在坝下江心洲上修建一道长900米、高程52米隔流堤，同时开挖二江下槽。当时工程未通过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专项环评就开工，破坏了中华鲟的上下产卵场。多家单位前去交涉未果后，上报农业部，后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三峡办)介入协调，三峡公司中止施工。据他了解，当时施工还砸死了两条中华鲟亲鱼。

　　国家水电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黄真理，当时作为国务院三峡办水库管理司副司长参与协调此事。

　　“确实有这个事情。”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黄真理回忆道。葛洲坝下方隔流堤属于葛洲坝工程尾工，但此前一直未实施。2000年后，考虑到对长江航运的影响逐渐突出，三峡总公司提出把当年的尾工继续实施完成，但施工区域影响到了中华鲟唯一的一处产卵场。施工方与中华鲟科研、保护单位产生意见分歧。

　　黄真理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三峡办出面，会同相关专家、湖北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一起协调，论证施工对中华鲟产卵场的影响程度、是否要继续实施。“工程是葛洲坝尾工，但中华鲟的保护问题也很重要。所以当时就从工程建设与设计角度，看能否对设计方案作出部分优化，以减少对中华鲟的影响。”

　　针对水产专家质疑隔流堤施工前未做相关环评及公示，黄主任分析，施工区域既在葛洲坝坝下，又与中华鲟自然保护区部分重叠。而环评针对的是新工程，但隔流堤当时是作为葛洲坝尾工处理的，施工单位称之前已经委托有关科研部门做过一些专家论证。这是双方的分歧之一。

　　据悉，经协调，三峡总公司被要求补环评。危起伟称，隔流堤建成后，上产卵点产卵所需的地形不复存在，而开挖二江下槽使得下产卵点的负坡长度减少10%，宽度减少40%。

　　滞温效应和水体污染

　　历经两次栖息地变迁，幸存的中华鲟亲体或许无法察觉，更多潜移默化的考验等着它们。作为守护者的危起伟及他的团队，早预测到了。

　　三峡水库蓄水产生的滞温效应及金沙江段梯级水电站的叠加效果，被指直接扰乱了中华鲟体内“生物钟”。

　　危起伟介绍，18℃至20℃最适宜中华鲟繁殖，历史上在10月中旬，长江水能够达到适宜温度，所以中华鲟的产卵季集中在10月至11月份。但建水电工程后，水库就像一个吸热容器，现在到11月中下旬才能达到20℃，造成中华鲟生理节律与环境节律错位，产卵期一再延后，且2003年以后，产卵次数由每年两次减为一次。

　　他的团队推断，野生中华鲟在2013年未产卵，可能是三峡上方的溪洛渡、向家坝两座水电站近年陆续下闸蓄水影响了水温，加上2013年长江流域气温整体偏高，致使繁殖期中华鲟无法产卵。根据记录，当年12月底，长江水温才达到20℃。“水下世界的季节完全不一样了。”

　　此外，污染、航运、捕捞等人类活动也已经影响到中华鲟。由于长江航道船只来往频繁，关于中华鲟、江豚被轮船螺旋桨打死的报道前些年屡见不鲜。

　　另有研究认为，水体污染使中华鲟幼鱼致畸率升高。北京大学胡建英教授的团队曾与长江水产研究所联合开展研究，发现富集在中华鲟鱼卵中的TPT(三苯基锡)在野生中华鲟胚胎发育过程中产生的致畸毒性，已经使幼鱼眼部致畸率达到1.2%，躯干致畸率达到6.3%。而TPT多用于船舶涂料、木材防腐。越是食物链上端的生物体内，沉积的这种化合物越多，毒性越大。相关研究论文2009年刊发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中华鲟雌雄比例由此前1:1的平衡状态升至10:1，且雄鱼精子活力下降。而这些特征均被视为野生物种灭绝前的一个标志性趋势。

　　对水体污染的现状，常年在葛洲坝下几公里内捕鱼的渔民们有更直观的感受。近年来，杨万清的渔网撒下去常被黏糊糊的絮状物糊住，在江边涮洗几遍都不能彻底去除。后来，渔民们发现，絮状物来自岸边塑料厂直接排放的污水。

　　“这几年，鱼肉的味儿跟原来不一样了，我们自己吃得出来。”牟少枝摇了摇头，径自在夷陵长江大桥下修补起渔船。在其上方1公里的中华鲟保护区工作站附近，浮着一条“无主”渔船，那是被扣的电鱼船。

　　牟少枝对电鱼的行为相当愤怒：“他们连鱼苗都电死了，长江的鱼越来越少。”可提到监管，多名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很是为难。一名管理人员直言，确实监管不过来。

　　长江鱼类资源严重衰退

　　北青报记者沿江实地调查发现，面临灭绝命运的并非仅有中华鲟。如同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一个长长“鼻子”的白鲟，当地渔民反映已有10多年未觅踪影。2003年在四川南溪误捕的一尾雌性成年白鲟，是最后一次有记录的个体。而长江流域另一活化石“白鳍豚”，早已被宣布“功能性灭绝”。

　　“专家可能出于严谨还未宣布，但我们老百姓心里很清楚，(白鲟、白鳍豚)都已经灭绝了。虽然还在一级保护动物名录里，但也就是一个图片、一个标本了。”宜昌市渔政处副处长易贤超不无惋惜地说。

　　危起伟也预测，因为整个水生生态系统的变化，“白鲟可能是要第一个灭绝的，鲥鱼是否灭绝现在不好说。鳤鱼等大个体鱼类也会走向衰亡，未来保不准会自然种群消失。”

　　在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救助监测站的长江鱼类标本馆内，工作人员指着一罐罐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说，至少十来种鱼类近年来几乎都没见到过。这其中，既有过度捕捞的责任，也有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常年在江上活动的李明芳，原来放竿下去，一天能钓十来斤鱼，如今只有寥寥几尾。渔民牟少枝运气差的时候，一天只能捕到一两斤鱼，多年前，一天的收获少说有5斤。

　　据媒体此前报道，2013年6月，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了长江上游科学考察。后发布报告称，长江上游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呼吁尽快成立由国务院直属的长江流域管理协调机构，并开展长江十年禁渔等抢救性保护行动。

　　“我们经常说，要承认建水电站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对长江渔业资源，特别是对中华鲟的影响。”水利专家、七旬中科院院士陈祖煜参加过三峡工程船闸和大坝相关科研工作，后为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组成员。

　　陈祖煜告诉北青报记者，中华鲟的现状有历史原因，当年修葛洲坝的时候没有环保意识，过了很长时间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但再去挽救时，这些珍贵鱼类的种群已经缩减比较厉害，“晚了”。“但事情就是这样的。在三峡水电站问题上，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要权衡，依据国情作出决策。比如发达国家不缺电力、不需要防洪，他们就可以不再继续修大坝，但中国还要面临这些问题。如果不是为了防洪，其他任何一条理由都可以有替代方案。”陈院士认为，鱼类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跟电力、通航等得到的效益不能比，而对于珍贵鱼类，各方也在通过增殖放流等方式尽力挽救。

　　今年9月，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表示，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未超出论证的预测范围。

　　如何拯救野生中华鲟

　　尽管自我调侃“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何广文仍不愿将物种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他认为，随着生态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两者之间应该有协调的空间。

　　何广文举了一个近来的例子，宜昌跨长江的庙咀大桥，按原方案要在中华鲟保护区核心区江面建桥墩，但做保护中华鲟环评时，专家建议改为一跨式大桥，以减少对中华鲟的影响。这个意见最终被采纳，为此工程投资将增加1亿元。

　　危起伟更关心在目前的形势下，如何保住中华鲟。他强调，中华鲟物种不会灭绝，可以通过人工方式延续。一条成熟中华鲟的产卵间隔约为3年。由于气温的年际波动，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在以后年份也可能还会发生，因长江上游大型梯级水库建设会加重滞温效应，中华鲟可自然繁殖的前景不乐观。

　　目前挽救中华鲟种群的主要措施为增殖放流，但其效果究竟多大，人工繁殖对种群遗传有何影响，目前都未可知。危起伟认为，增殖放流补充资源从短期来讲是有效的，近年来包括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研究所陆续放流的中华鲟大于600万尾，但在长江口监测估算人工放流的鱼仅占资源总量的5%。增殖放流后回来产卵的，至今还未能监测到。

　　在未来，危起伟希望通过长江生态联合整治行动，对中华鲟产卵场进行修复、改造与新建。按其设想，长江中游胭脂坝、官洲等故道夹江都可以改建为中华鲟栖息地。此外，还需要实施保护区能力建设、渔民转产转业等保护措施。“在很长一段时间还能看得见，但如果未来30年都没有自然繁殖，中华鲟自然种群要消失。”不过，危起伟还比较乐观，他期待尽快出现气候适宜的年份，能让野生中华鲟回来产卵。

　　“我看见过中华鲟，不知道以后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了。”9月23日，趁着这两天涨洪水，牟少枝在混凝土堤岸边修船，又提起小时候爷爷捕到的那条“鱼王”。

　　再过一个多月，又到中华鲟产卵期。李明芳将再次开船顺江而下，载着科研人员，追寻中华鲟亲体的踪迹。

　　文/本报记者 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