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地图正在发力 让公众关注身边的污染源(2)

　　同时，公众也可以将这些信息实时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提醒其他人一同关注污染源情况及个人安全健康。

　　“百度污染监测地图实现了身边污染源随时测的功能，只要进入监测地图，就可以将周边的污染源和危险系数了解得一清二楚。”王秀忠说，百度污染监测地图不做专业的污染源监测网，而主要通过简单明了的方式将污染源告知公众，让公众清楚他们身边污染源种类、数量和状况。

　　而摸索了近10年的蔚蓝地图则更进一步，不仅有污染源监测数据，还有空气质量指数（AQI）、水源质量监控、生活服务指数。打开蔚蓝地图App，手机软件首页通过定位，选择了记者所在的区域，记者马上看到了当前地区空气质量指数为195，是中度污染。记者上翻屏幕，还看到了各类服务信息，比如建议佩戴口罩、不适宜开窗、减少运动等。

　　继续点击空气模块，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各种颜色标注的空气质量指数，公众不仅可以根据需要查看不同区域的空气质量指数，还可以查看AQI任意一项指标。据了解，空气质量模块中有2000多个监测站实时数据和超过380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蔚蓝地图的创始人马军重点给记者介绍了水质模块，“水质模块可以满足公众及时查询和获知各地水质情况的需求，目前这一模块包括各大水系的水质信息，1900多个水质监测站，全国数百条河流、上百个湖泊水库水质信息。

　　污染源主要包括4000多个大气污染源和5000多个水污染源实时排放数据，记者看到有的点是红色、有的是红色带绿边，有的则显示绿色。马军告诉记者，红色为超标排污企业，红底绿边标识是企业已对超标问题作出公开说明，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成整改，蓝色是达标排放企业，灰色则是没有监管数据。记者随手点击一个点，看到邹平齐星开发区热电有限公司4月8日14：00氮氧化物的监测值为897mg/m3，标准是200mg/m3，距承诺整改完成日期还剩22天。

　　 污染地图为何走红？

　　与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相契合，污染地图借互联网发力，是互联网思维下的产物

　　前不久一位手机用户在“蔚蓝地图”上发现山东巨润建材有限公司在其生活区域内超标排放氮氧化物，随后这位用户就在新浪微博中转发了“蔚蓝地图”上的数据截图。这条微博当天被转发600次，阅读量达116万次。

　　这也引起了山东环保厅官方微博“@山东环境”的关注，“@山东环境“也进行了转发。3天后，菏泽环保局官方微博“@菏泽环境”发布了名为《关于山东巨润建材有限公司氮氧化物在线监测数据超标问题的说明》的长微博，表示这一企业承诺限期整改，如逾期不能按时完成治理任务，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据马军介绍，此前，很多因不合格“上榜”的企业纷纷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合作，希望整改后可以从污染地图中“消失”。

　　这些数据何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与其说污染地图忽然“发力”，不如说污染地图顺应了互联网时代，污染地图也是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的“互联网+”最好的诠释。

　　“根据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我们提出了‘环保+’，也就是说，未来环保问题要采用‘环保+政府+企业+公众’的模式，拓展环保的参与主体。”王秀忠告诉记者，也正是基于此，他们将百度污染监测地图作为“互联网+”和“环保+”的重要实践。

　　据王秀忠介绍，他们将开发更多的产品和应用，百度大数据中心也正在从事相应的污染源数据开发工作，未来，公众可以拿着手机拍照或者扫一扫天空，污染地图便可对照片位置的环境状况做出判断，从而给出相应的环境提示。

　　马军认为蔚蓝地图是互联网思维下的产物，“互联网+”的时代造就了蔚蓝地图。

　　划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使公众随时随地可以参与环保工作。“公众通过电脑查看污染源还是不够便捷，而移动互联网打破了地点和空间的限制。”马军说。

　　其次，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成就了蔚蓝地图的微举报功能。公众可以将蔚蓝地图的污染源数据分享到微博，通过与各地的官方微博、网友互动，引发社会关注，从而在公众的监督下，共同解决问题。

　　马军介绍说，山东环保政务微博已经与网友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基本上做到了事事有回应。山东省环保厅、17个市、上百个县都有各自的微博，一旦收到微举报，山东省各地的政务微博可以有序、快捷地回应。

　　“我们污染源模块的右上角有分享功能，可以将环境问题直接分享到微博，这样环境问题从受理、核实到处理都受到公众监督，一旦有反馈，地图会第一时间更新，公众可以看到企业整改情况和措施。这样，公众参与了整个环境问题从发现到解决的全过程，增强了环境治理的主人翁意识。这也是蔚蓝地图‘走红’的原因。”马军说。

　　 污染地图难在哪？

　　数据难获取成为污染地图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还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加强地方环保部门和环保公益机构的合作

　　记者从百度污染地图上发现，目前污染源的数据只涵盖了北京、上海、天津、安徽、四川、江苏、浙江等18个省市。在蔚蓝地图中，污染源监测中有很多灰色的点没有监测数据，各省市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也不完善。

　　虽然污染地图乘上了“互联网+”的东风，但数据获取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些污染地图数据依靠各地环保部门的网站，据王秀忠介绍，并不是所有的政府网站都公布了污染源数据，即使公开污染源监测数据的网站，也存在限制访问的现象。

　　其实数据获取难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自2006年5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成立起，马军就开始研究如何获得数据。

　　2014年，他们对120个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状况进行年度评价，尽管山东、浙江等省的在线监测平台已经基本实现按小时公开，宁波、北京等重点城市的日常监管信息发布开始趋向系统化，但评价结果显示仍有上百个重点城市的监管信息有待进一步公开。

　　青青地图的创始人刘春蕾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在申请地方数据的时候，或被环保各部门互相推诿，或以涉密等理由拒不公开，或人为故意垄断环境信息，阻挠环境信息公开，有的直接没有回应。“最后我们不得不采用一些手段，比如我们告知对方，如果再拒绝公开，我们将被迫提起行政复议，这样情况才会有所好转。但是这不能成为常态化手段。”刘春蕾说。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马军认为需要环保部门和公益组织两方面努力。从环保部门来说，地方环保部门要增强信息公开意识，在财政、人力方面支持信息公开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的IT技术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他认为地方环保部门应该积极联合公众和环保组织，充分利用公众的力量，投身环境治理。“地方环保部门只需要做好做强基础数据工作，公众和环保组织会对基础数据进行进一步开发。”马军说。

　　从环保公益组织来说，马军的团队每年都会对全国120个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程度编制年度评价，通过这种量化评价，既满足了地方政府部门互相学习和借鉴的需求，对信息公开也是一个促进。

　　“评分机制可以产生倒逼效应，使得信息公开不完善的地方政府提升自身服务。”马军说。除了外围推动，马军认为公益环保机构与环保部门是通力合作的关系，推动信息公开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协商，深入了解彼此，合力解决环境问题。他们会经常去地方环保部门调研，并与地方环保部门、专家举办各种研讨会，探讨信息公开的法规政策、实践案例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网站经过了多次调整和完善，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我们与环保部门也形成了深度合作。”马军说。

　　刘春蕾也从3个层面给出了建议，从法律上讲，他认为应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为人大审议通过的法律，而非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增强其权威性。从政府层面上来说，环保部门应当主动公开，民间环保组织依法督促各级环保部门加强公开。从实际应用层面上来说，各级环保部门公开的环境数据需要以电脑可以处理的方式公开，对各种不利于电脑处理的公开的格式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