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将建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曾因选址问题遭市民反对

　　5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建”抗议后，垃圾焚烧渐渐淡出了北京人的视野。

　　5年后，一个个“卷土重来”的焚烧项目让人们猛然意识到，其实它们早已“不得不建”。

　　《中国新闻周刊》对北京的垃圾焚烧项目进行了调查，通过采访政府官员、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专家、环保组织和民众，试图呈现这个庞大的困局里，每一方所面对的、经历的和承受的困局。

　　更令人担忧的是，缺乏监管、不规范的地方垃圾焚烧厂已使居民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缺失，从江苏无锡到浙江杭州，再到广东惠州，全国许多地方都因反焚烧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导致看似简单的垃圾焚烧厂修建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也暴露出政府在“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方面的监督与管理难题

　　《中国新闻周刊》文/符遥

　　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又要开始环评了。7月底的一天，一个“垃圾圈”的朋友在网上看到环评公告后告诉了黄小山。

　　要建焚烧厂的地点和2009年时一样，位于昌平区百善镇和小汤山镇交界处，紧邻阿苏卫生活垃圾填埋场西侧，距市区约35公里。

　　据说已有800多年历史的阿苏卫地区，曾是元代卫戍京畿的军事重地。地处素有“温泉古镇”之称的小汤山，这里靠近温榆河及其湿地，绿水环绕，芳草茵茵，房地产商们在周边盖了十几个高档别墅区。

　　正是因为这优美的环境，别墅区业主们在5年前掀起了一场“反焚烧”热潮。

　　2009年差不多也是7月，家住昌平区小汤山镇一处别墅区的律师黄小山，也是从朋友那里听说，离自家约7公里的地方要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当时，正是一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的公示激起了周边几个别墅区业主们的愤怒和恐慌——公示中称，将在阿苏卫地区新建一个日处理量为12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很快，电话、电子邮件、网上发帖、58辆私家车抗议巡游……附近的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反对，黄小山也以“驴屎蛋”为网名加入到了“反建”的阵营中，并迅速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

　　事情发展了一个月后，在当年9月4日“2009年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开幕当天，黄小山带领其他上百位业主聚集到了北京农展馆的门口，在大雨中举着写有“坚决反对在阿苏卫建垃圾焚烧场”的横幅沉默请愿。正值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前夕，这一事件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进而成为继2007年民众抗议建设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之后，“垃圾焚烧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之后，黄小山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此后他放弃了律师身份彻底投身“垃圾业”；而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并未因此叫停，但前期工作陷入漫长的停滞状态。

　　直到5年后的这个夏天。黄小山上网扫了一眼环评公告，给北京市一位主管固废处理的官员打了个电话，经过这几年，他和许多政府相关部门官员早已成为了“不打不成交”的朋友。

　　“动了？”

　　“动了。”

　　“你们这次拆迁真下狠心了？”

　　“下狠心了……”

　　和五年前相比，这一次，黄小山很平静。而这一次，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真的要来了。

　　而事实上，真的要迎来垃圾焚烧厂的地区并不仅仅是这一个阿苏卫。

　　根据2013年3月，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的《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到2015年底，全市将建设44个垃圾处理项目，其中包括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和阿苏卫一样，这些垃圾焚烧项目都曾一度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建设计划纷纷暂停或延后。

　　而截至目前，位于门头沟区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已于去年年底建成并进入试运行阶段，不久后将全面启用；2008年建成的朝阳区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二期扩建工程已经启动；位于大兴区亦庄西南的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特许经营项目的招标刚刚完成；海淀区大工村垃圾焚烧厂正在建设中，预计明年竣工；通州梁家务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也进入了环评阶段……

　　5年后的今天，又一次看到阿苏卫项目环评公示的居民回忆起2009年那次反建的“胜利”，念叨着垃圾焚烧项目又要“死灰复燃”的时候，实际的情况是：垃圾焚烧项目，其实从来没有“死”过。

　　垃圾已无处可埋，焚烧厂修建计划暂停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如何处理垃圾对北京人来说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那时候，北京每天的生活垃圾基本采取清运出城的方式，运到郊区的农田里做肥料。可是80年代之后，生活垃圾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金属、塑料、玻璃等不易降解的物质。这样的垃圾已不再适用于农田堆肥，而面对新的变化，政府相关部门既没有现代化的处理设施，也没有相关的处理规定，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的一名负责人曾回忆，那时候“我们业务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下一个露天堆放场，堆满一个坑再找下一个，就这样一直从二环堆到三环、四环、五环……”

　　起初，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引起太多异议，直到80年代中后期，有关部门在对北京上空进行过三次航拍后发现，在三环与四环之间的环带区上，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竟有4700多座。第一次面对“垃圾围城”的窘境，北京市开始意识到，垃圾处理已成了必须紧急解决的问题，而首要任务是立即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所谓无害化处理，是通过科学的方法降低垃圾及其衍生物中有害物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三种方法是填埋、生化处理和焚烧。

　　1994年，通过世界银行的贷款项目，北京第一次建立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在资金、经验和技术都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这也正是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由来。此后，通过与德国政府的合作，北京又陆续建设了包括填埋场、转运站等设施在内的一套现代化的垃圾处理系统。

　　然而，填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案。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能够用于填埋的土地越来越少，而垃圾产生量却以每年7%~10%的速度增长。更严重的是，这种方法本身造成的污染也开始逐渐显现。2001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带领着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二十多位专家一起，对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勘测，他们发现，不仅场区周边臭气熏天，而且垃圾产生的渗沥液也有渗漏，距场区4公里处的地下水都已经受到了污染。

　　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们对北京其他几个填埋场都进行了同样的调查，“检测结果发现，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填埋场都有地下渗漏，污染了地下水，周围出现了高发病村。”赵章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次提出填埋法应该逐渐淘汰。这(个提议)在全国还没有，北京是第一个”。

　　直至21世纪初，北京的垃圾处理90%还是依靠填埋，焚烧和生化的处理量总计只有10%。在垃圾量猛增，填埋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焚烧作为国际上公认的一项成熟技术，开始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

　　从垃圾处理的专业角度来说，垃圾焚烧厂占地面积小，因而选址方便；垃圾经焚烧后成为飞灰和残渣，体积缩小80%~90%，易于进一步处理；而且燃烧产生的热能还可以转化为蒸汽用来发电或供热。但是，就在政府将这个看似能够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方案逐步提上规划日程的时候，公众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却成了新的难题。

　　“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会在人体内蓄积，溶于脂肪里不会降解。世界各地的焚烧厂，附近居民的发病率普遍都高。”赵章元理解居民的担心，焚烧厂排出的二噁英是危险的致癌物，经呼吸进入人体，日积月累会对周围居民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