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等城市相继召开调整水价的听证会，但听证会在方案设计、人员选择、程序规范等都有“作秀”之嫌。国家发改委对此作出公开回应：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听证会在作秀。“试想，如果没有听证会这一平台，如果不让媒体充分地、公开地报道听证会，这些问题就很难暴露出来。如果真想作秀，岂会让‘蹩脚’的‘演员’来砸‘牌子’？”(1月7日《工人日报》)

　　听证制度，曾经给了公众太多期待。然而，几年过去了，公众却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在听证这个漂亮的外衣之下，公开、透明和民主没有如约而至，因为有了听证这个合法的外衣“想涨就涨”更加随意。尤其是在2009年，几个大城市调整水价的听证会，更是变得有恃无恐，接连传出了听证代表内定、退休干部成了“下岗职工”、下岗职工称自己是“董事长”等一系列丑闻，听证会变得不伦不类，被绝大多数公众认为“作秀”。

　　正是在这样一个信任危机之中，公共管理部门才做出回应。听证会是否作秀，不取决于公众和民意“不加分析的认为”，但显然更不取决于公权力“分析”出的自话自说。

　　首先，社会越来越开放，公共管理越来越透明，在这样一个社会语境下，试问，谁还有权力“不让媒体充分地、公开地报道听证会”？谁还有权力捂住这些问题不见天日？难道公众天经地义的话语权、知情权，还是权力和管理部门的恩赐吗？这是一种狭隘、保守的思维。令人遗憾的是，在发改委的回应中，充斥着自以为是的官腔。

　　在这样一个姿态之下，发改委的回应越看越有点答非所问。公众所质疑的是“好与坏”，而公共管理部门答的却是“有与无”。公众的意思是，一个坏的听证会，“扎扎实实走形式”的听证制度，还不如没有。公众质疑的是，听证会必须听取反对者的意见，而现实呢？没有“反对派”，只有全票通过。听证会必须公开企业的成本构成，拿住合理的涨价理由，可我们的听证会公开成本了吗？听证制度本应是“一种可能的公共政策对话”，“一种对称性的公共政策论辩”，我们的听证会有对话吗？没有。有论辩吗？也没有。

　　反观公共管理部门的回应，对公众所有的这些疑问都避实就虚，而只是以有了“听证会”这个形式而自满。说白了就是，能开听证会就不错了，你还想怎样？一个是期待进步，一个是固守残缺，为既有的一点进步沾沾自喜，两者的落点和期待不同，检视问题的视角不同，作秀与不作秀，官方与民意怎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答案？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存量。从无到有，听证制度的确曾经是增量的民主。但是，随之就会成为历史的存量。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实现从有到好的质变，还需要新的增量民主，如此才能实现所谓的善治。比如，在听证制度中，如何才能真正建构一个多方参与、互相制约的公共决策格局，如何使听证真正成为一种可能的公共政策对话、一种对称性的公共政策论辩，不仅仅是当摆设、举举手、投投票，成为涨价的道具和演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公众所期待的新的增量。但是，公共管理部门却对新的增量和公众的期待视而不见，拿着陈旧的存量民主沾沾自喜，这种不思进取、偷梁换柱思维，又怎会看到问题的实质？这种回应，又会赢得几分民意，挽回几分公信？(石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