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发布会上，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联合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这是中国第一次采取全国普查的方式来摸清环境家底。当有记者问及“中国的污染物排放何时达到峰值”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表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看，人均GDP8000美元的时候污染达到峰值。而由于中国走的是不同于发达国家走过的经济发展的路子，所以中国有可能在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出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新华网2月10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冬季达沃斯论坛上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GDP约36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污染物排放或已达峰值。“可能已达峰值”包含两层意思，浅层的意思是：中央政府已不允许污染物排放再增加了，这已经是最高值，以后的污染物排放会逐步下降。而“峰值”更深的意思、让人充满忧心的一面是：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非常严重，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危害已经到了一个顶点，环境的承受力已至极限，已经不能容忍污染物排放的再增加。

　　通过“污染已达峰值”委婉地揭示“中国环境承载已近极限”的问题，体现了环保部门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对国民健康负责任的态度。他们没有像一些痴迷于GDP政绩的地方政府那样，沉浸于“无污染不发展”的现代性迷思中不能自拔，而是在污染峰值的问题意识下理性地看到了发展的瓶颈和增长的极限。

　　中国环境承载已近极限，这不是环保者危言耸听的说法，不同地方传来的消息都印证着这个说法。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称，渤海污染触目惊心，沿岸超标排放的排污口比例高达90.4%，环境承载已达极限。有专家发出警告，现在不抓紧治理长江污染，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有关部门对长江的体检报告也印证了这种判断。还有黄河、淮河、海河、辽河、太湖、滇池、巢湖等等，专家在调查后都发出过“环境承载已到极限”的警告。这些警告听多了，我们似乎已经无动于衷了，当某一天我们身边的水源也像太湖那样爆发蓝藻危机，我们无水可喝时，才会明白“极限”的意义。其实，不少地方都已处于太湖那样的临界点上，治理不力的话随时可能爆发危机。

　　某些地方官员一直津津乐道于这样的理论，说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一条曲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时污染会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会开始下滑。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这种污染峰值大约在人均GDP8000美元的时候——他们的逻辑是，中国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离8000美元还远着呢，所以我们还有足够的污染空间可挖掘，还可以肆意地去污染。正因为秉持这种逻辑，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在招商引资时引进污染工程，敢于在面对记者时毫无掩饰地说“经济越发达水越黑”、“哪有发展不污染的”。

　　其实，人均GDP8000美元时污染达到峰值，这是一个很不靠谱的经济理论。它只是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一个描述，人均GDP和污染峰值两者间实际上并没有规范和逻辑上的联系。说发达国家人均GDP8000美元时达到峰值，并不是说“只有人均GDP达到那个数字时才去治理污染”，更不是说“环境可以承载到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作为后发国家完全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避免这样的老路，而走与环境和谐友好发展之路。

　　中国人口比西方多很多，如果也按人均GDP8000美元去度量污染峰值，那等到接近那个与GDP挂钩的峰值时，我们可能早就无干净水可喝、无新鲜空气可呼吸了。再说了，GDP在数目字计算上也许是可以人均化的，而环境污染是无法人均化的，太湖暴发蓝藻危机，直接让周边居民无水可喝，无法平均到其他人身上。中国地区发展有很大的差距，加上成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这导致我们的人均GDP很低，而环境污染实际上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不仅未富先老，还未富先污。

　　经济是经济，它是一个社会发展概念，而环境是环境，它是一个自然概念，它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演变规律和承受极限——所以考察一个国家污染峰值和评价其环境承受力，只能尊重环境本身，而不能看人均GDP，不能跟发达国家的经验比，那样很容易陷入“要发展还是要环境”的伪问题和增长诱惑中。

　　“污染物排放已达峰值”与“环境承受已达极限”是不同的两个问题，我更愿意地方政府能从这次污染源普查中意识到后一个问题。如果这只是一个伪峰值，那我们的环境真的无法再承受了。(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