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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十而不立”，人们并不需要过分地在意，随着旧秩序的改变，“立”或“不立”的评判标准也逐渐多元化
“30岁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做不到是不是意味着一无是处？”
越来越多的徘徊在而立之年的人们感到疑惑不解，如影相随的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不安定感和无法摆脱的焦虑。
依旧在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停下来看看自己身边的人——创业的人终究是少数，也未见得事业上有巨大的成功，还没结婚，也未有生育打算。大家的人生步伐似乎都放慢了，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的高知识人群里似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写照，大多数时候，并非他们有意为之，但就这么一步一步蹉跎到了40岁。
被不确定感笼罩的年轻人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急速变革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使得无论是古代标准的成家立业还是现代标准的安居乐业都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记者。
此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结构与价值规范等很多过程还没有完成。人们在不断重构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种秩序的混乱的现实状态，人们焦虑且难以适应。
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个人没有择业自主权，用人单位也没有用人自主权，这种刚性的就业政策，从制度上否定了为形成资源有效配置所必须的劳动力流向机制。劳动者进入企事业单位，就等于捧到了“铁饭碗”，基本没有流动的动机。这种就业机制虽然使得劳动者失去自由择业的权利，但却规避了机会均等的竞争可能。
所以市场机制的就业环境出现后，激烈的竞争带来了不确定性，同时社会发展未定型性使得变化来得更加剧烈。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干多久，担心明天就被炒鱿鱼；即使想辞职但为了房贷，还是要小心翼翼地做下去；外来人员的户籍问题十几年悬而未决，不知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心都飘着，如何立身。
“缺乏可靠与信赖的组织，归属感丧失，是当代人没有安全感和确定性的原因。”而同时他们又有着太多的自由和选择，很难确定工作岗位，找不到依附点，无法定性。结果往往变得无所适从，白白错过很多机会。”著名社会学家夏学銮说。
很多人时刻处在想跳槽状态，这一点似乎不容置疑。在市场形势变化很快的大时代背景下，跳槽也是一种变化，是以变应变的主动生活者，余下的则被动地顺应潮流变化。中华英才网今年7月做过一份5346人参与的关于跳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0.22%的人有跳槽的想法，这其中男性高于女性，大部分人跳槽的目的是为了“骑驴找马积累经验”或是“如果公司稳定我也不会这样”，而大部分人表示在一家公司待的年限最多为2年。频繁的跳槽是转型期人心浮躁的表现，很多人跳来跳去，转眼到了而立之年却还没有定下自己的发展方向，业绩的积累更是无从谈起。
夏学銮认为：“如果说经济风云变化以及经济危机频发，全球化的影响使得这种不确定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焦虑，中国急速的社会转型则使得这种焦虑变得更加严重。”
日益火爆的考公务员热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人们追求稳定生活的心理需求，2001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人数为3万多人；到2005年，这一群体达36.5万人，仅仅5年翻了10倍。10282个岗位平均每个有35人竞争，国家公务员考试已成为目前中国最艰难的考试。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伴随全国“下海”热潮，许多年轻人纷纷走出国家机关的壮烈场面。
据调查，针对“公务员吸引你的是什么”这一问题，53.3%的被调查者的选择是:工作稳定。
“‘三十而立’推迟的现象在独生子女身上会更加明显和加重，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青春期后移的情况。”对此，夏学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自1979年开始的独生子女一代，越来越多出现幼稚化倾向，表现为不愿意长大。因为家里没有其他孩子来取代他，所以老大受宠的地位永远不会被罢黜。“80后”的职场新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空间和竞争压力是他们的前辈所无法比拟的。而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没有经历过他们前辈所经历的那些磨难，抗压力能力相对较弱。当他们走上社会又正好恰逢就业日益艰难的趋势，而且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在一项对“80后”一代工作情况的调查中，68.3%的人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并不满意，22.6%的人觉得还凑合，仅有10.1%的人比较满意。大多数人不满现状的理由主要集中在薪酬低、压力大、人际关系繁琐、上升空间小等几项。“80后”一代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代，是注定要承受付出转型代价的一代。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5年的一份针对31875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当前中国各年龄段中感受压力最大的人群。负责该项目研究的研究员陈龙认为，这些年轻人除面临工作的压力，还有成家、子女抚养和社会交往等诸多压力，另外他们也相对缺乏社会经验，应对各类情况的能力也不足。综合所有这些情况，年轻人群的压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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