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与保博弈不断 学者吁建濒危遗产紧急指定制度

　　建立濒危遗产紧急指定制度

　　在拆与保的博弈中，指定暂定古迹的制度设置了一个缓冲期，可为各个方面赢得更多的思考和权衡的时间。

　　文/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徐苏斌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虽然现在有文物保护法，但是还会不断面临新的课题。随着城市建设力度的加大，不断出现濒危遗产的报告，而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我们目前没有对应的法律，大多数情况是靠专家、市民或者媒体的呼吁，这样的呼声往往力度有限。

　　2012年1月，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毁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为中国文物保护敲响了警钟。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表明我国内地应该尽快建立濒危遗产紧急指定制度。

　　暂定古迹保护制度之鉴

　　濒危遗产紧急指定制度并不是新的创造，在亚洲，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设置有类似的制度。濒危遗产紧急指定制度有不同的称谓，日本称为“假指定”(假即为临时)；韩国也有“假指定”(译自日文)；台湾使用“暂定古迹”；香港使用“假定古物”和“暂定古迹”。

　　香港的《古物及古迹条例》定义了“假定古物”和“暂定古迹”，前者指可合理假定为古物或内有古物的物体或地点，后者指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第2A条宣布为暂定古迹、暂定历史建筑物、暂定考古或古生物的地点等。该条于1982年由第38号第2条增补。

　　以下我们考察一下亚洲法律的不同特征。香港法律第五十三章《古物及古迹条例》第2A条中规定了暂定古迹等的宣布及其图则，其中古迹包括：一、为考虑某地方、建筑物、地点或构筑物是否应该宣布为古迹，主管当局可于咨询委员会后，藉宪报公告宣布该处为暂定古迹、暂定历史建筑物或暂定考古或古生物地点或构筑物；二、根据第一款作出的宣布可包括该地方、建筑物、地点或构筑物的任何邻接土地，作为暂定古迹的一部分。根据第一款作出的宣布刊登后，主管当局须在清楚显示暂定古迹位置的图则上签署，并将该图则存放于土地注册处；如该项宣布与位于私人土地范围的暂定古迹有关，主管当局须将该项宣布在土地注册处注册，并将该项宣布的公告的副本，连同有关图则的副本，送达该私人土地的拥有人及任何合法占用人，还要将该项宣布的公告的副本，连同有关图则的副本，张贴于该私人土地。

　　日本《文化财保护法》关于“假指定”(暂时指定)的规定包括：“根据前条第一项规定，在指定之前认为有紧急的必要时，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可以暂时指定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在执行前项假指定的时候，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必须直接向文部科学大臣报告”。韩国的《文化财保护法》第14条也有关于“假指定”(暂时指定)的内容，包括：在被认为有指定价值的文化财中，在指定之前十分紧急，没有充分的时间经过文化财委员会审议的情况下，文化财厅长可以暂时指定为文化财或者重要文化财。

　　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都在近年建立了相应的暂定古迹保护制度，尽管在法律上存在一些差别，例如日本主要是针对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而韩国、台湾、香港则针对全部遗产。期限也不同，香港时效是一年，不可延长；台湾是半年，并可以延长一次；日本是两年；韩国是半年。但是采取这样的法律措施，是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

　　香港的保护实例

　　香港自2003年以来多个建筑被指定为暂定古迹。马礼逊楼2003年4月11日被指定为暂定古迹。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政府首次运用法律把建筑物列作“暂定古迹”。

　　马礼逊楼建于1936年，为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的别墅的一部分。1946至1949年，该别墅曾被用作达德学院的校舍，该学院是周恩来、董必武指导创办的大专院校。马礼逊楼的建筑颇为独特，庑殿式的屋顶以青釉中式瓦片砌筑，四角则饰以瑞龙，中西兼容风格。据报道，何福堂会所的拥有人，即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于2003年3月初向香港屋宇署申请拆掉该会所，而古物咨询委员认为会所内的马礼逊楼很具文物价值，屯门区议会对于拆毁计划表示关注，支持保存马礼逊楼。政府发言人表示，考虑到马礼逊楼的历史和建筑价值，以及社会人士对保存文物的期望，该建筑物的确值得保存。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的规定，马礼逊楼一旦被宣布为暂定古迹，除非得到民政事务局局长以古物事务监督的身份给予许可，否则在宣布有效期12个月内不得予以拆掉。

　　马礼逊楼被指定为暂定古迹后，民政事务局局长以古物事务监督的身份通知拥有人，表明有意宣布该建筑为古迹，以作永久保存，受到拥有人的反对。2004年5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不接受马礼逊楼拥有人的反对呈请，将其定为古迹。

　　景贤里是香港的一座极具中国特色的红墙绿瓦的建筑物，于1937年落成。由于地皮值逾5亿港元，业主曾有意清拆及重建。景贤里2004年4月初在业主的委托下进行招标，一直关注保护的民间组织长春社，写信给身兼古物事务监督的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要求将景贤里列为古迹，并在6月发起“拯救景贤里运动”，引起广泛反响，业主向媒体表示暂时不出售景贤里。

　　2007年7月，再次传出景贤里要出售的消息，最终在8月出手。长春社写信给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要求她以古物事务监督的身份按照《古物及古迹条例》宣布景贤里为暂定古迹。发展局在回信中表示，古物古迹办事处正在进行有关建筑物的历史价值研究，以指定合适的保育方法。9月11日景贤里被发现遭人破坏，随后几天，建筑的绿色瓦顶、正脊上的宝顶、雕花窗框、红砖墙表面相继遭到破坏。长春社11日再次给发展局写信，重申将其列为暂定古迹，13日又到政府总部请愿，要求发展局重视文物保育工作。林郑月娥最终在14日召开的古物咨询委员会后，15日宣布把景贤里列为暂定古迹。2008年7月11日，景贤里被正式列为法定古迹，获得永久保护。

　　指定暂定古迹的迫切性

　　相比较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内地目前还缺乏指定暂定古迹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主要是针对已经是文物的对象而言，对于还没有指定为文物的，仅有第三十二条“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如无特殊情况，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赶赴现场，并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文物行政部门可以报请当地人民政府通知公安机关协助保护现场；发现重要文物的，应当立即上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报告后十五日内提出处理意见。”事实上，我们目前面临的不是偶然发现，更多的是人为破坏。而通过专家呼吁，通过行政部门的干预最多只能达到保留个案的目的，不具有普遍意义。

　　2008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被保护下来。当时大沽船坞厂长王可有给国家文物局局长写信，笔者也多次呼吁，于2008年6月召开的“建筑师与20世纪文化遗产论坛”上向到会的专家发出倡议，提出保护大沽船坞。该倡议获得所有到会专家的支持，也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大沽船坞是个幸运儿，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干预下，获得保护。当时笔者也提议设置濒危遗产保护名单。

　　但是，这样的幸运并不总是降临。2011年同样在滨海新区，而且在距离大沽船坞很近的地方，再次发生文化遗产濒危的问题。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先驱——天津碱厂没有成为幸运儿。在原来的工厂搬迁之后，产权被转让给新的业主，而新的业主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两天之内拆除了最重要的生产线设备和建筑。该厂由我国著名实业家范旭东于1916年筹办，1919年始建，1920年注册“永利制碱公司”，1921年侯德榜出任工程师，1924年出碱，揭开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制碱工业史上的第一页。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大型化工企业，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比较香港的景贤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暂定古迹的相关法律，还是可以避免悲剧的。碱厂在被拆除之前，我们对其历史价值进行了总结，并上书国家文物局，试图通过行政干预解决问题。国家文物局也来函要求保护，工信部也很关注，派人调查，天津《今晚报》记者也一起呼吁，但是最坏的事态依然发生了。

　　类似的事情在天津还在发生，现在，1903年建成的户部造币总厂遗址正处于争议中，高层建筑的方案已经出台，而且还被冠以“保护规划”的名义。该建筑不论是在天津工业史还是在中国造币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遗迹。

　　天津的案例不过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今天，中国的遗产已经多样化，既有唐代佛光寺这样位于偏远地区的重要遗迹，还有位于城市的更多的遗产，后者往往与开发产生冲突，而产权也越来越复杂，即便是公产也有不同单位管辖的产权，在没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伞的情况下，持有产权者有很大的权利决定遗产的命运。更何况中国又处在产业转型阶段，产权变化很快，经济利益往往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更给保护增加了难度。

　　在这场博弈中，指定暂定古迹的制度设置了一个缓冲期，可为各个方面赢得更多的思考和权衡的时间。中国发展速度很快，而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为了避免因一时疏忽而造成遗憾，十分有必要建立这个制度。我们强烈呼吁设置濒危遗产指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