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公共焦虑总爆发 适应和治理是长期过程

　　现代社会的焦虑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在工业化刚刚完成或进入高潮、社会和政府的转型尚未到位及旧的信仰处于崩溃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总的爆发过程，此后会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治理阶段，出现相对平衡的状态，但不会消除。

　　1885年以后，“新一代”似乎都染上了这个病症

　　19世纪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或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焦虑集中爆发的时期。在普通劳动人民的层面上，成年男性获得了选举权，公民有了结社权，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会或政党;工资有了初步提高，温饱基本上有了保障;各国都推行教育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劳动人民开始拥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报纸开始普及。在法国等农业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大批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出现了类似于中国今天的农民工问题。而在政府管理的层面上，贪污腐败、食品卫生等问题也全面爆发。在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或《镀金时代》中，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官场的腐败情况;像洛克菲勒这样的资本大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双管齐下，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为“强盗贵族”;像伦敦这样的城市，系统地治理城市污染、制定食品和饮用水标准亦成当务之急，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伦敦的大雾一年中增加了3倍;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当时的伦敦和巴黎都开始修建地铁。

　　政府的努力总是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实际上也不可能。特别是，政府在为垄断资本的扩张服务时，面对广大群众多种多样的要求常常力不从心。

　　这也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开始多元化的时期，出现了多样的追求和多样的思潮。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后，大量的欲望和期盼涌出，相应地也生出大量失望和颓废情绪。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出现了，其中有许多可称之为社会焦虑。“悲观主义扭曲了人的心肠，神秘主义迷惑了人的头脑”，“1885年以后，‘新一代’似乎都染上了这个病症”。在法国许多城市的社交讨论中，“几乎都在探讨现代青年的危机问题”。政府主管当局对此也惴惴不安，似乎特别难以理解的是，“神经官能症、神经病气质、世纪末、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等诸如此类的词语突然风行一时。看破一切的业余文艺青年成了很多小说偏爱的人物”。法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焦虑似乎是几年间突然爆发出来的。当然，此前也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

　　在这种气氛中，作为社会焦虑极端表现之一的自杀迅速增加，引起了涂尔干的高度关注，在他看来，“自杀表明了现代社会的深刻危机……如果人们不充分联系所有其他的社会现象，不联系社会的基本结构，任何社会现象都决不可能得到解释”。若干年后弗洛伊德说道：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世界观反对天启、直觉或灵感预测，但进入20世纪以来却碰到了反对的意见。

　　这些焦虑只能相对缓和

　　然而，这样涌现出来的社会焦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治理的成果只能是相对的，因为由市场竞争而造成的对未来的焦虑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西方19世纪末出现的这种思想现象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但它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两者纠缠在一起，我们的认识不能简单化。

　　这些焦虑只能相对缓和，但一直会存在。它在工业化刚刚完成或进入高潮、社会和政府的转型尚未到位及旧的信仰处于崩溃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总的爆发过程，此后会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治理阶段，出现相对平衡的状态，但不会消除。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和竞争必须导致就业、教育、食品安全等问题的焦虑。弗洛伊德说所有的人都表现出破坏性，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一判断与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有相似之处。几乎每个人都想自己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而彼此之间因分工而造成的相互依赖的一面常常会被放在一边，就像今天一些种植的人，自己吃的东西化肥、农药或添加剂的使用都是与出售的产品不一样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无奈地去买回用同样方法生产或出售的产品。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与监管不完善有关，但在资本的冲动面前，监管常常变成不适应。

　　市场经济下，焦虑的某些具体内容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还是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问题。二战后，各国先后建立福利国家，这时社会焦虑的具体内容也发生较大变化。一个物质上过着舒适生活的美国教授在2007年时这样写自己的情绪：“我们生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中……我们被贫困和人类的苦难所包围，被不平等和不公正、贪婪和物质主义所包围……有一个黑洞，从中我们发现，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正在向洞的深处滑下去。”

　　社会焦虑的具体表现，从而是社会焦虑治理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文化中也会有某些不同的表现形式。焦虑的程度很难比较，但焦虑的一种极端的结果——自杀率是可以比较的。近些年来，日本和韩国的自杀率似乎是发达国家里面最高的。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日本的自杀人数在1998年达到3万，此后一直居高不下。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的人认为与日本的文化传统有关，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将自杀视为荣誉的倾向。当然，日本的一些研究表明，自杀的增加与社会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特别是与失业率有关。近代来，东亚的另一个国家韩国的自杀率大有急起直追的趋势。如果说，日本的自杀率高是文化传统中有视自杀为光荣的因素，那么韩国的自杀率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不管如何，这里面肯定有各自的文化或社会因素在起作用。

　　治理必须是全面、综合、全民参与的

　　既然现代社会焦虑是全面的、渗透性的，特别是其爆发期，那么治理也必须是全面的、综合的、全民参与的。当然，强调全民参与，不是否定有分工，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解决最让当前百姓产生焦虑的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是要重视专家和媒体负责任地参与。这些已经讲得很多，这里要强调的是，全社会无形或有形的参与同样重要。

　　既然社会焦虑与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有关，那就说明还应该重视文化传统的梳理、批判和发扬。日本人强调以自杀来为失败赎罪的传统造成高自杀率，韩国的高自杀率很大程度上是过分强调竞争、过度看待成功的结果。而中国人的攀比之风、张扬财富、官本位等，不也是不断引起社会焦虑的重要原因。

　　当然，许多讨论社会焦虑的文章一致强调，日本、韩国的高自杀率也许与社会不太适应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震荡有关。确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人们慢慢适应了这种变化;而在东亚，包括中国，则要在几十年间适应这种变化，有难度，短时间内不适应的现象就更为激烈。不过，始终不能因此而忽视文化传统的弱点。对人和个体生命的重视，是基督教国家的强项，日本和韩国，讲起来是“自由民主”国家，但这方面比西欧差。

　　最后，还有个人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即使是在良好的法制及市场规则得到公正地实施的情况下，总会有竞争失败，总会有破产、财富缩水、一定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在学校教育中处于相对优势或相对劣势等等。也就是说，产生社会焦虑的原因，不是都可以消除的。所以每个人都既要努力，但又必须有自知之明。在现代社会里，由于有追求的人和每个人的追求都增加了，失败和挫折也成比例地增加了，人们本身对失败和挫折的适应，也是缓和焦虑的非常重要的一面。

　　适应，还是一个多维度和多层次的问题，既有下层人民一定程度上为了国家竞争力的需要而适应上层享有某种特权，也有社会上层有时必须适应下层人民某种程度的不满与抗议。就如，作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经历了更多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具有“比较强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影响”，“高税率、高福利”是这种影响的必然结果。这成了西欧各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却很大程度上成为欧洲竞争力不如美国的原因之一。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贫富分化比西欧厉害。也许，在美国，有钱人或有特权的人更适应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要求，但心理学家指出：从过去300年来的历史看，“需要在小部分特权阶层的社会适应性与绝大多数人的社会适应性之间作出选择”。中国正开始面临这样的处境，我们能处理好这个“度”吗?(作者：王加丰，浙江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