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亚鹏“诈捐”事件需要制度出口

　　周筱赟利用自己“落魄书生周筱赟”的微信公众账号再次爆出猛料。他声称，他通过核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公布的2006年嫣然基金成立时至2012年接受的捐助明细，并利用财务软件进行统计梳理，发现“嫣然基金涉嫌侵吞刘嘉玲、伊能静等明星和机构近5500万元捐款，李亚鹏涉嫌诈捐100万元”。记者登录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网，对周筱赟所称的嫣然基金财务数据进行核对，发现刘嘉玲、邓超等明星及一家药企经媒体报道宣称作出的捐款，金额都没有在数据中体现。

　　这是周筱赟对李亚鹏涉嫌“诈捐”事件的持续曝光，而目前公众最为关注的是，无论是不断爆出猛料的周筱赟，还是曾经召开记者招待会为自己辩解的李亚鹏，都陷入了一种自说自话的困境中——周筱赟的举证虽然有媒体跟进核实，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社会完全认可的权威结论，而李亚鹏无论出示什么证据，都会被认为是裁判球员一体，无法获得足够的公信力。

　　实际上，这恐怕不仅仅是李亚鹏与嫣然基金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也是对所有民间慈善团体、乃至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共同挑战——由于中国民间慈善团体还处于成长阶段，在操作流程、程序规范上都显得缺乏经验。无论是慈善团体的具体运营者，还是热心公益的社会各界人士，也是激情多于经验，许多东西尚待在漫长的实践中去摸索，寻找更成熟的操作路径。

　　对照国外，看得出我国民间慈善组织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国外慈善组织在道德自律上非常严格。许多慈善组织为了赢得公众的信任、募集更多的善款，会主动公开账目并接受公众的质询，所有公民都可以查询其详细记录，很多基金会还会聘任第三方审计机构来对其每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相比之下，我们却很少看到中国民间慈善组织主动公开其账目。

　　在美国，对于民间慈善组织的外部监管也相当到位。美国对民间慈善组织设立了行业评级与社会监督，慈善评级机构先后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从高到低分为4星到无星，同时提供各个标准下的前十排行榜，其中不少是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等。在这种监督力量推动下，慈善机构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

　　另外，美国政府规定慈善组织每年向国税机构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以便政府检查其是否符合免税规定，而免税事关一个慈善机构的发展乃至存活。对于侵吞捐款及借慈善行骗的行为，都予以非常严厉的惩处。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民间慈善组织的自律，还是来自政府的他律，都让国外民间慈善组织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李亚鹏“诈捐”事件，而这恰恰也是李亚鹏“诈捐”事件所需要的制度出口。有关慈善立法的社会呼声持续多年，目前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通过立法明确公办和民间慈善组织的日常运行，确保公众的知情权等监督权，加大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建设和参与，促使慈善组织资金流向更加公开透明，不但有助于消除公众的信任焦虑，更有助于中国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到那个时候，周筱赟们不会郁闷于自己举报无门，而李亚鹏们也不会抱怨自己做了好事还要被冤枉，公众也不会在双方各执一端中陷入迷茫，进而对慈善事业产生疑虑。（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