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新生代民工张永的“双城记”
中新社北京2月27日电 题:新生代民工张永的“双城记”
中新社记者 石岩
24岁的张永(化名)刚到深圳罗湖区便轻松找到了住处,这座城市,在他初中辍学后已先后“光顾”过5次,停留时间少则数月,多则两年。用张永自己的话说,他已是深圳的“熟客”。
时间是2014年1月中旬,马年春节前夕,在罗湖区一座“城中村”的公寓楼中,刚刚住下的张永不停打着电话,向各路“老乡朋友”打听工作机会。他需要不停走动、翘脚,为正在打扫卫生、安顿行李的妻子吕红(化名)腾地儿——新租的住处仅有十米左右,其中还包括洗手间、厨房,这让仅有一张大床的卧室显得更加逼仄。
好消息随之而来,几通电话后,张永便为自己和妻子找到了工作——一家生产LED灯具的工厂需要流水线工人,月工资大致在3000元人民币上下,是当前房租的10倍。张永当即应下,次日便去签了合同,开始工作。
“这次我们的目标是一年攒5万。”与记者聊天时,张永笑着说,“省吃俭用一点,完成‘任务’应该没啥问题。”
类似“省吃俭用”这样的词汇,在张永两年前在深停留时,多少有些陌生。那时,张永还正迷恋于不断更换手机等新鲜IT产品,和很多年纪相仿的民工一样,这些高科技产品让他们为之目眩。加之张永刚和吕红“谈朋友”,手头常感拮据,“没有攒下什么钱”。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春节,辞了工作的张永带着同为河南人的吕红回到家中,见过双方父母后,两人迅速结了婚,并在数月后诞下了自己的小女儿。
“上次回家其实是不太想再出去了,在外头太难,而且拖家带口的,想着不如在家里发展。”张永说道。为此,他去过郑州富士康面试,但由于数年前在深圳富士康未办辞职手续便自行离开,“留有案底”,被厂方告知不能录用。
求职失败的张永回到家里,经熟人介绍,在临近的镇子上的一所加油站上起了班。他和吕红的新工作是负责加油站的日常工作,两人每月工资总共不到3000元,仅够买半个张永手中的苹果手机。然而张永安慰自己,家里消费低,这点钱“其实足够了”。
然而,张永很快就发现,收入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新工作不仅需要值夜班,而且时时面临风险——不仅时不时收假钱,而且经常需要面对半夜里把他从被窝里叫起加油的司机,这些司机有时酒驾,处处找茬,一次还差点和张永打起架来。
“家里什么都不规矩,不像深圳,累是累,但省心。”张永说。他不顾家里反对,辞掉加油站的工,本打算在所在的镇上做个“小生意”,但经多方打听后很快发现,在家的生意也没有那么容易做。“好几个村里面在那做过生意的告诉我,要给管事儿的打好关系,不但要请他们吃饭喝酒,而且还要送钱送礼。”他说,“受不了窝囊气”的自己迅速断了这一念想。
与此同时,老家的很多生活习惯也让在外多年的张永多有不适。“晚上8、9点村里就黑灯瞎火的了,没啥玩的,在深圳,‘夜生活’才刚开始。”张永笑着说。更让张永倍感“落差”的是,他网购的电子产品,也再不能享受“送货上门”的服务,而是被快递告知,让到十多里地外的镇上自取。
在经历了“几个月思想斗争”后,尽管有“一万个舍不得”,张永还是选择回到深圳打工,行程则定在了“更好找工作”的春节前。他的行李单中有他自己那台偌大的台式电脑,但并不包括一岁的女儿——她被留给孩子的奶奶照看。
“孩子太小,在这儿哪有空顾她?”张永说,上托儿所或请保姆更是笔不小的费用。回到深圳后,张永每个星期都会往家里打电话,听听女儿的声音。在此之前,母亲半个月都难接到他一个电话。
与此前几次来深不同的还有,这次张永开始琢磨着“学点什么”,因为他发现,厂里有点技术的总比普通工人“挣得多得多”。但他坦言,自己也是“瞎琢磨”,到目前还没确定要学什么,而且真要去学,不仅要耽误正常的上班时间,“工资能不能顾上学费都不好说”。
更让张永困惑的,是未来他是否要继续呆在这里。“这里是挺好,工作机会多、长见识、小孩的教育环境又好,但毕竟不是自己家。”他说,“可回到家,又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那里了。也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家变了。”
“不想了!不想了!每次想起这事儿都烦。”张永挠着头皮苦笑着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再说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