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突袭”式限牌消耗了政府公信

　　透过杭州的这次政策“突袭”，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显露无遗。地方政府在制定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时，是不是需要广泛征求民意，信息公开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这些问题都值得城市管理者深思。

　　3月25日19时，杭州市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6日零时起对机动车限行、限牌。此前一段时间，限牌的传闻就已闹得杭州满城风雨，还被不少汽车销售商当做促销的噱头，而面对公众的一再追问，当地政府还曾多次“辟谣”。

　　如今，“狼”真的来了，不少市民大呼“上当”。人们不禁要问：事关公众生活，为何普通市民被蒙在鼓里？涉及经济利益，汽车经销商和个别“消息灵通人士”又如何率先得知？关系到政府公信力，当地官方又怎能“出尔反尔”？如此先例一开，不仅当地城市治理的程序性失范暴露无遗，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那些同样车多路堵、环境堪忧的城市，如果也纷起效仿，这或许是更值得担忧的。

　　驾车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出行方式，城市的汽车限购限号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政策的制定理应尊重群众的知情权。然而，就在限牌一事以“小道消息”的形式悄然传播之时，面对市民的询问，杭州当地官方曾多次出面辟谣，直至政策正式执行前5小时，才突发消息。事关重大，官方却出尔反尔，显然没把当地居民的知情权当回事。如此挥霍政府的威信，再遇到政策发布或是谣言风传时，又当如何获取公众信任？

　　更让公众不能接受的是，信息传播明显存在不对称性，个别人因为“先知先觉”大赚一笔。在官方发布消息之前，不少汽车销售商已经得知消息，当地车市瞬间成为供不应求、优惠全无的卖方市场。还有“消息灵通人士”一次性购进一百多辆面包车，囤牌获利的意图明显。日后车牌成为稀缺资源，经济价值自然水涨船高，在同样推行号牌竞拍的上海，汽车号牌均价已经超过7万元。对此，个别人是从什么渠道提前获得限牌限行消息的，其中是否存在因失职导致的法律责任，值得追问。

　　透过杭州的这次政策“突袭”，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显露无遗。地方政府在制定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时，是不是需要广泛征求民意，信息公开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这些问题都值得城市管理者深思。如果连程序的规范性都模棱两可，对决策后果又缺乏严格的追责制度，何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当前，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交通压力日益增大的城市还有很多，在限购限号政策逐渐成为“标准动作”的今天，如果说此前天津的“半夜限购”还属于个例，这次杭州的政策“突袭”足以引起警觉了。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在公共决策和信息发布缺乏程序规范性的情况下，难免会有城市把杭州的做法当做“先进经验”，这样一来，损害的将是更大范围的公众利益，政府公信力也会在“传闻—辟谣—证实”的恶性循环中损失殆尽。（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