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使医护工作者免于医闹之恐惧

　　法治是根除医闹问题的唯一途径。在美国，只要证明是医院过失，那赔偿金额是相当巨大的，但如果医院无过失，医院不需要掏钱，但病人要支付庞大的诉讼费。因此，病人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诉讼的。只有将解决问题的途径规范在法治轨道上，才有可能彻底根除医闹。只有在法律完善的前提下，医患之间的互信才有机会得以重建。

　　“看，这是我的防身武器。”几天前我去看病，攀谈中一个医生拿出一把扳手。“唉，医患矛盾这么激烈，说不定哪天我会遇刺，所以医院叫我们做好防卫。”医生边开药方边苦笑说。可见，近一年来医闹事件，对医务工作者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应对医闹，首先要弄清谁是医闹的主体。其中有一部分是患者及其家属，他们在病情压力、情绪失控的情况下有时会暴力袭医。但这位医生指出，更多的是“职业医闹”，他们平日在各大医院闲逛，从各种医疗事故中嗅到“商机”，就马上游说患者家属，称自己可以帮助家属向医院索要赔偿。协商好之后，打着患者家属的旗号，在医院上演要求医院承担责任的闹剧，这些“职业医闹”的手段可谓相当过分，包括封堵医院大门、殴打医护人员，甚至拉医生赤脚游街等都不在话下。要打击医闹，就必须区分这两种情况。

　　医闹行为诞生的土壤，其实就是扭曲的医患关系。必须承认，个别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抹黑了整个行业，从居高不下的药价，到一些大药方、红包等不良行为，到见死不救的冷漠，成为一个时代的醒目伤疤。这里的深刻原因，有人说是医疗行业市场化，因为政府投入不足，医院被迫以药养医，加上相关法规不健全，患者很自然成为了被宰的对象。不少民众得出了“有病千万不要去医院”、“不给红包不开刀”等偏激结论。信任危机成为“医闹”事件频频发生的直接导火索。

　　在这种互不信任的环境下，一旦出了医疗事故，老百姓就会归咎于“无良医院”，并在愤怒中出现了医闹的倾向。在事故赔偿上又缺乏刚性的法规，因此出现了“谁闹赔谁，不闹不赔”的尴尬局面。因此，最后医患双方只能通过“斗狠”来博弈，加上“职业医闹”的介入，又让矛盾不断升级。所有医务工作者都要为这个结果买单，他们都成为了医闹可能袭击的对象——医生带扳手、锤子、头盔上班的不在少数，据说还有护士下班后集体学跆拳道……

　　日前有一新闻，广州拟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以专业的第三方鉴定应对医疗纠纷，设立和开展调解工作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这一手段有助于解决医患问题，这个思路就是让医诉途径更加畅通。在美国也有这样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参与者不仅是熟知医疗专业技术的人，还有各色非医疗专业人士，尽可能平衡医患之间因知识不对等引发的问题，加上其外的各种监督体系比如保险公司，确保医疗官司也像其他官司一样是被公正解决。

　　此外，还需要有更详细的相关立法。日前，江西省出台的全国首部医疗纠纷地方性法规《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就提到了医患双方在治疗前先保存证据等，被认为是“为解决医疗纠纷、打击医闹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这说明，法治是根除医闹问题的唯一途径。在美国，只要证明是医院过失，那赔偿金额是相当巨大的，但如果医院无过失，医院不需要掏钱，但病人要支付庞大的诉讼费。因此，病人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诉讼的。只有将解决问题的途径规范在法治轨道上，才有可能彻底根除医闹。只有在法律完善的前提下，医患之间的互信才有机会得以重建。

　　希望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医生，以后可以收起扳手，专注地治病救人。　　马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