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红包之弊”还得从根子上医治

　　根据有关部门的通知，从 5月 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医患双方必须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媒体调查发现，对这种方式，半数医生不认可，多数患者认为，签约作用不大。

　　医疗费用之外另给主治医生送红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公众对此多有诟病。有关部门力图以有力措施整治这一歪风，出发点不错。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过分看中约定，显然不能抵达问题的本质。医患之间的“红包之弊”，从根本上说，原因有三：其一，一些医生医德医风存在问题，未能遵照有关规章制度严于律己；其二，医院、卫生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其三，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完备。

　　治理“红包之弊”，关键还是要从严格监管、严肃问责、建立医德档案等机制入手，提升索要和收受红包的风险系数，让妙手仁心的医生获得更多社会认可，让见钱眼开的医生不敢肆意妄为。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各地的具体方案落实，各级卫生部门的监督管理，行业协会的自律自纠等等，应该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合力。诚如此，假以时日，医生“拒收红包”，就有望像驾驶员“拒绝饮酒”那般干脆。

　　现在的情形恰恰是在这些方面下力不够。有关部门还是以运动式的思维看待“红包之弊”，没有从制度设计上给出一个整体的思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患者与医生签署“拒送与拒收红包协议”，形式上看似直截了当，实际上却无异于隔靴搔痒，签约应付了事，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对医生来说，有收受红包习惯者毕竟是少数。国家法规、医院制度本来就有拒收红包的规定，大多数医生还是能够做到的。非要医生们每次接诊和手术前又去专门签署协议，极易给人一种先入为主、“有罪推定”、恶意揣测的被侵犯感。对患者而言，“拒送红包协议”也可能变成一种作践。如果不是风气所逼、现实所迫，哪个患者情愿付出这额外的“孝敬”？

　　局促观井壁，巡天看大流。“红包之弊”绝非孤立的存在，它是整个医疗体制积弊的一个典型映射。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微观判断、“各打五十大板”的简单逻辑，应以更务实的态度、更科学的方法审视之、谋定之、应对之。(李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