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破解广场舞难题须改进公共治理

　　也许现在很难有一种现象能如广场舞这般断然撕裂民众，对立双方针锋相对，势同水火：爱它者如痴如醉，迷恋于广场舞带来的无尽乐趣；恨它者咬牙切齿，愤怒于自己的生活被粗暴破坏。原本自娱自乐的广场舞竟演化成如此令人焦躁的“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确实出人意料。

　　平心而论，广场舞满足了众多人群的身心需求，其存在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合理性。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便是集体舞蹈，这里面恐怕有根本无法剔除的基因。面对势如燎原，且不断延烧的广场舞，若把思考和行动的立足点首先放在压制和驱离上，起点就错了。当然，从广场舞的对立面来看，自然也享有安静生活不被干扰的权利。不同权利间产生冲突不可避免，这其实正是社会生活的常态，相互间的激愤与对抗根本无济于事。

　　然而，围绕广场舞而产生的尖锐对立，多多少少掩盖或遮蔽了问题的根本，从而诱导人们更多地在表象和技术层面探寻解决之道。比如：让舞者戴上无线耳机跳舞，力图将喧闹的广场舞改造成“默舞”；再比如：复旦大学科学家发明了有源定向扬声器，通过频率变换将声音传播限定在一定范围，被视为广场舞噪音“逼停神器”。这些积极的努力值得肯定和期待，但却并未触及广场舞难题的根源，现实中很难单单依靠某种技术手段去根本上化解社会问题。

　　应该看到，广场舞难题的核心是两种合法权利、两种正当生活方式的冲突。这种冲突看上去如此激烈、几乎无解，倒不是因为两种权利本身水火不容，而是在个体选择与社会生活快速多样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现有的公共空间过于逼仄、紧张和混乱，不同权利间的冲突没有足够的舒缓余地，不同权利主体也没有足够的调适准备，从而放大和加剧了冲突。在现有情况下，寄希望于冲突双方自行寻求解决之道，显然不现实。由于欠缺良好的公共平台和公共说理传统，这样的自行博弈很难达成相互妥协，反而极易朝着非理性方向演变，类似泼粪、开枪、放藏獒、放置高音炮等极端举动便由此应运而生。

　　说到底，广场舞难题的本质，是公共空间建设与管理问题，只能依靠高水平的公共治理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这当中，国家、社会、个体都责无旁贷。从国家层面讲，公共机构应该且能够有更主动的姿态、更长远的谋划和更有效的作为：一方面，努力扩展公共空间，尽可能为不同权益的满足提供基本条件，使得权利间的冲突有足够的缓冲余地；另一方面，合理确立公共空间基本规则，采取法律、行政、技术等手段维护和保障公共空间的基本秩序，寻求最大社会公约数，尽量平衡和兼顾多种权利诉求。从社会层面讲，则需坚持不懈地培育友善包容的社会氛围，搭建公共说理的理性平台。从个体层面讲，在规则框架内行使权利、满足权益，尊重他人感受、习惯换位思考，理应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三个层面交互作用，广场舞难题才会不再无解。杨晓阳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