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退出是撇清“政会关系”的第一步

　　山西多部门综合治理社团顽疾取得成效，截至目前，在全省性学会、协会等社团中，共清理在社团兼职的超龄处级以上领导144人、在职处级以上领导400人；依法注销和撤销52个社团，限期整改85个社团。(5月26日《人民日报》)

　　500多名领导干部退出各类协会、学会，一方面反映出治理的力度之大、勇气之深，同时，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了政会之间的纠葛有多深。由此，必须要反思那么多的学会、协会何以会成为所谓的“二政府”，呈现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种畸形的格局？

　　毫无疑问，这种政会难分的扭曲关系，契合的还是权力的关联利益。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的便利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找赞助、拉捐款，或者借牌子、出政策搭建牟利的平台等等；另一方面是行政权力的延递与寻租，如更多的行业协会，不仅承担了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中介”，使得一些非法的收费以会费的形式合法化，同时，带上行政色彩的协会，“狐假虎威”释放自身的话语权，创造出行业垄断的格局，寻求少数企业共同的市场壁垒。

　　畸形的政会关系不仅是权力腐败的温床，释放一些领导干部对权力、名誉、享乐过载的欲望，同时也扰乱了经济、社会、文化、学术多方面的秩序，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整治社团“二政府”，使得政府及部门与协会的界线变得清晰起来，领导退出只是撇清关系的第一步。人走了并不等于权力从中抽身，只要政府与社团协会的相互依赖依然存在，类似的影响还将会持续，整治亦会死灰复燃。

　　根治政会不分归根结底还是规范权力的命题。一方面，限制与约束权力，从纪律上掘出二者之间勾肩搭背的壕沟。另一方面，向社会和协会放权，转变政府治理方式，从市场以及能够交由社会自我管理的领域抽手，实现社会关系的自我调节。只有社会相互钳制的力量越充分，行政权力对协会、学会的诱惑与影响就会越小。此外，还应创造宽松环境，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在政府放权退位缩小的同时，把协会对政府的依存度降到最低。(湖北公务员 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