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质疑旧城改造谁得好处：老百姓住不起新楼

　　文章导读： 我欣赏的就是精卫精神，精卫是我的偶像。但说实在的，当这些画从自己的画室取下来的时候，的确有“家徒四壁”的感觉。

　　冯骥才回忆拯救天津老街：

　　亲历 从大锤下抢回3600件文物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这是一个幸运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在创造历史。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波澜壮阔、日新月异。每一个重大政策的出台，每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本刊特推出“亲历”栏目，邀请一些重大决策的参与者、重大事件的见证者，通过他们的讲述，让我们重返当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和第一现场，深刻感受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每一次呼吸。

　　口述：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中国著名作家 冯骥才

　　撰文：《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我对民间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曾经为了抢救民间文化数次卖字卖画，记得在2004年第一次为抢救民间文化举办公益画展时，就有人问过我，依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去做这样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不就好比是精卫填海吗？我当时就说，我欣赏的就是精卫精神，精卫是我的偶像。但说实在的，当这些画从自己的画室取下来的时候，的确有“家徒四壁”的感觉。但很多时候容不得我考虑，就要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从工人的锤子之下抢救文物。

　　我常问一些官员：你们到底要把城市改造成什么样子？回答有两种：前一种是，没想那么多，先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再说；后一种是，现代化城市。但当我追问现代化城市具体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就卡壳了，“没想那么多。”

　　我真害怕，现在中国的城市正快速走向趋同化，再过30年，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将会所剩无几。如果中华大地清一色的是高楼林立，霓虹灯铺天盖地，那将是多可怕的事情。

　　和西方社会的城市变化不同，我们的城市不是一个线性的、渐进的变化，而是一个突然的、急转弯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灭绝性的、扫荡式的。我看过中国两个古城，一个是北方的山东德州，一个是南方的浙江嘉兴，我去这两个城市的时候，可以讲这两个城市基本上找不到一座历史建筑(好像德州还有一个古代的遗址)。古老的民居没有了，古老的街道也没有了，历史好像在这两个城市没有发生过一样。“千城一面”的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

　　惊闻天津估衣街要拆，

　　从大锤下抢救文物

　　1999年12月9日忽然得知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即将拆除。我一时惊呆，无法置信。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对老城和本土文化一往情深，所以我才能写出《神鞭》、《俗事奇人》、《三寸金莲》等这样一系列的小说。当听说要动老街，就像是动了我的根。

　　估衣街也是作为商埠的天津最久远的根。街上名店林立，而且有谦祥益、瑞蚨祥等市级文化保护单位，何况估衣街本身亦是文物保护单位，铜质的保护标志牌就固定在估衣街西口的墙壁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天津的重要文物街区，估衣街怎么能够拆除呢？

　　当我读到署名为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拆迁指挥部于1999年12月8日发布的《致红桥区大胡同拆迁居民的公开信》后，我才相信了这一灾难性的事实。这封公开信发布后，街头布告中又明确写明“逾期拒绝搬迁的，将依法裁决，直至强制搬迁”。

　　1999年12月11日，我写信给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盛霖，并附上10张加急放大的谦祥益等处的彩色照片，请市长关注此事。

　　然而，动迁工作已经开始。我们想从这快速启动的列车上抢救下濒死的估衣街可能性极小，但是我们要用行动来为这条老街留下些什么。

　　1999年12月16日，我召集了天津有志于城市文物保护的志愿者，决定做四方面工作：第一，请专业摄影师将估衣街挨门挨户地进行摄像，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史料。第二，通过拍照片的方法，在对估衣街仔细的文化搜寻中，将所有有价值的文化细节留在照相机的底片上。第三，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第四，搜集相关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钱买，挽留估衣街实证性的文化细节。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对估衣街的保护工作收效显著。我们这些志愿者们几乎是从工人们的大锤下将一件件宝贵的文化遗存抢救下来。他们不断从现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新发现的每一组砖刻、石雕、牌匾或传之久远的原住民的生活用品。

　　在天津总商会遗址的第七号院，抢救下来两处门楣处的砖雕和房屋托檐石的雕刻。石件巨大，石色青碧，至少200斤，雕为博古图案，应为天津砖雕鼎盛期的精品。

　　另一块石碑则发现在一居民屋中，房主已经搬走，满地垃圾。这块石碑可能为这户居民所藏，但因石碑过重，搬迁不便，就丢弃在这里。此碑是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之间的界碑，立于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应是庚子之变(1900年)前估衣街兴隆之见证。

　　这些事本来都应由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做，但文化与文物部门鲜见人至，不仅如此，这些机构此前数十年也没有做过实地考察。拆除之前根本没有文化调查，这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实质上是废置着，但偏偏又挂着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