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践行核心价值观共圆伟大中国梦

　　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学界在解读时，将24字分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就第一个层面来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国家现代化目标的追求。即，“中国梦”既是发展目标，又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理想。在这点上，圆梦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

　　在于“追求目标”上的相通

　　日前，上海市委讲师团成立，在成立会上，讲师团即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宣讲的备课工作。其中有个题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关系”，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笔者也谈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自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先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最伟大的中国梦”。他在次年的人代会被选为国家主席的记者见面会上详尽阐述中国梦，又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其丰富内涵。笔者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梦实质就是一种信仰、一个理想。”我领会，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首先在于“追求目标”上的相通。

　　我们知道，一个人有信念、信仰、理想，是具有较高人生境界的反映。理想是棵树，树的主干是社会理想、政治理想。其他还有职业理想、生活理想、道德理想、价值理想等，这些理想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社会理想。这个理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而且是整个民族的理想、人民的理想，也是近代以来多少代中国人的理想。民族复兴的理想由亿万个体的事业理想构成。有了这个民族复兴的理想，中国人才有主心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是将人们熟悉的政治语言，变成老百姓的话。即“党的话”变成了“百姓的话”。信仰、理想变成了各界人士、亿万民众的最大公约数，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人们易于接受，易于践行。

　　再看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学界在解读时，将24字分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就第一个层面来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国家现代化目标的追求。即，“中国梦”既是发展目标，又是我们追求的价值理想。在这点上，圆梦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

　　整体与个体、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深入分析，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贯穿着两个统一。

　　其一，整体与个体的结合和统一。比如，国家层面的这八个字，国家作为目标要践行，社会要践行，公民更要践行。国家富强，须建筑在亿万劳动者、经营者、投资者一个个事业成功、越来越多人生活富裕起来的基础上的；国家民主，须建筑在千百万个企业民主、事业单位和机关民主、基层民主着实发育发展基础上的，并离不开民众民主意识、民主行为的增强；国家文明，须建筑在城市文明、社区文明的基础上，特别是每个公民努力做个文明市民、村民；国家和谐，须增进人际和谐，也包括增进人与自然间的和谐，这种和谐，当然离不开每个公民的践行。

　　其二，权利和义务的结合和统一。分析24字，每个词组是一个价值观，即12个价值观。不管哪个层面，每个词组都是一个“价值追求”，而每一个价值观，公民践行中都包含义务与权利，都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比如，“富强”这个价值目标，既是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即国家的强大，同时包括人民的共同富裕，倡导公民通过诚实劳动富起来。也就是说，“富起来是公民权利”。这在如今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在“文革”和“左”的思想占上风的年月，“老百姓的富”这样的话，并不能爽快地说，那时的语言是“穷则变、富则修”，弄得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靠“票证统筹”、生活拮据的短缺经济。因此，“富强”这个价值目标，对百姓来说，既是国家强大了，人民能摆脱近代以来受欺凌、受分割、受打击的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日子，扬眉吐气了，又是每个公民有生活“富起来”、过得越来越好的权利。这是权利。另外，“富强”又有义务方面要求，公民以自己的诚实劳动致富，为“国家富强”添砖加瓦，不能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去追求什么“富裕”，危害民众、危害社会。

　　又比如，“自由”这个价值目标。《共产党宣言》中有个著名判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的宏伟事业就是为着全人类解放的。人，就是人民群众，是老百姓。“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两字，告诫我们：“从人出发”，是党和政府为民办事的要义。“左”的思想影响下，百姓的自由度还有种种受限制。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农村联产承包、不再扣“投机倒把”帽子、政府“放权让利”、私人开个店办个厂都行、劳动者胆大的到海外发展也放行，政治禁锢的帽子大大减少，老百姓的“活路”多起来了。也就意味着，国家和政府的“整体”要培育和践行自由的价值观。

　　从个体来说，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公民享有自由的权利。而人又是社会动物，群体如何共处一体，既享有个体自由权利，又保持群体的秩序，就有义务遵守群体的“游戏规则”(社会相关法则和道德规则)。由此，自由包含着与责任。自由、责任这两者，相辅相成。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更重要于前一方面。后一方面反映整体的生存和发展，前一方面反映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学者麦迪逊说：“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安东尼·吉登斯也说，“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后所出现的金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负面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多了而责任缺失”的问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情况下，人们的自由度的增加，需要增强更多的责任意识，须有制度和他律的约束。

　　如此等等，既是追求核心价值所要把握的，又是实现中国梦、圆百姓精彩人生之梦的题中应有之义。(周锦尉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讲师团成员、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