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伤式维权”是一道考问

　　从最初的拉横幅、静坐示威等行为，逐渐发展到“开胸验肺”争取权益，再到近日爆出的上访户喝农药的“自伤式维权”……屡屡发生的用极端方式推动维权举动，发出了对现有权利救济和保障制度效能的考问。

　　不可否认，“自伤式维权”有维权者自身的不理性因素和极端心理，但更要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现实是：公众维权成本畸高，对应的相关部门违规成本却过低。一些本承担维护公众合法权益的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因无法感受到失职带来的风险，于是，将不少维权行为当成了皮球踢来踢去，使得维权者或久呼不应，或诉而无效，也让常规的维权渠道越来越窄。这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权利救济与保障机制的可行性，更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采取“剑走偏锋”的极端途径，甚至以失去生命为代价来维权，再一次把个人权利救济渠道的不畅和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摆在了社会公众面前。若是没有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包括强势者在内，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弱势者。

　　面对维权难题，我们不应只要求公民个体采取正当、合法的维权途径，更需革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多方力量。解决维权难题，也应将社会管理机制是否存在不足纳入到审视的范畴，以人为本，多多俯身打捞“沉下去”的声音，让各种渠道真正管用起来，这是有关部门最需要做的事。（记者 侯文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