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权力下放必须保障责权利一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围绕这一目标，全国上下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其中包括了事权下放。深化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由于市场主体、民众同基层的接触是最密切的，从方便公众、市场主体和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的角度，政府必须在贴近民众的基层提供更多的服务。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基层管理力量的作用。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众所周知，区(县)是中国治理体系中最为核心的环节之一，众多法律、法规、政策都要通过这个环节落地实施。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赋予区(县)一级更多的管理、服务权限，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也才有利于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上级也要给予街镇一级的基层单位下放更多的权限，才能扭转“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的局面。

　　不过，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权力也是有多个组成要件的。一项权力其实包含了“责”、“权”、“利”这几大要件，其正常运转至少要有人、财、物等要素向匹配。当前，事权下放，往往仅是将责任转移给了下一级。而由于事权下放的主体由于人员还在，机构要继续运转，这就需要相应的财和物。原机构的运作惯性则保留了“权”与“利”，又或者仅下放、转移“执法权限”，不转移、下放“审批权限”。这样的结果就是，事权承接的单位，责任越来越重，但是人力、财力都无法跟上。

　　一位基层街镇负责人曾告诉笔者，他们现在承接了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监督、打假、环保巡查等大量事权，但是这些事权所需要的人手、工资、机构运作经费统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据了解，该单位一年光是聘请合同工就要耗费近3000万元，这些合同工大多数是根据上级文件要求聘请的，但是经费却是单位自己解决。而由于缺乏足够的人、财、物，事权下放之后也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管理效果难免差强人意，反而引起民众的反感。

　　就此看来，权力下放是好事。但既然是好事，就要将好事办好、办实。从维持权力正常运转的角度，事权下放必须做到“责、权、利”相一致，即按照多少责任、匹配多少权力和多少利益的原则，给予承接事权的单位足够保障。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些年的事权转移、下放都无法做到“费随事转”，真正的落实并不多。这背后的一个因素在于，“费随事转”并没有形成落实在具体的法律文件中。没有具体可操作的法律文件支撑，“费随事转”也就只是高悬空中的原则。

　　因此，权力转移和下放，必须要对相应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进行明确的修订，对其所匹配的人、财、物也一并予以明确，尤其是财政资金要有明确的条款，从而为事权转移和下放提供保障。当然，在权力下放之后，也要明确相应的监督、考核机制，对承接单位实施相应的监督，从而做到“权力放得下、接得稳”，行政体系才能良性、有效运作。

　　(黄少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