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变形记”之北京城管的自我重塑

　　北京城管的自我重塑——城管“变形记”之二

　　“说不定哪天城管会成为危急时刻伸手救你的人，你信么？”在西红门地铁站外摆摊卖袜子的小陈提防城管习惯了，听到记者的问题时，满脸怀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变身为紧急救助员，却是北京城管正在努力做的一件自我重塑的大事。

　　25日，北京市200名城管通过培训，成为全国首批获得人社部认证的“紧急救助员资格证书”的城市执法人员。

　　无论提供培训的民政部，还是接受培训的北京市城管局，都认为如果越来越多的城管队员掌握了紧急救助技能，不仅街头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了更多保障，对饱受非议的城管形象也会是一个转折。

　　但专家指出，这是好的开始。但重塑城管形象，不仅需要城管内部严防暴力执法、推进执法方式转变，更需要从体制上理顺城市管理困境，解决人民便利需求和维护城市秩序的矛盾。

　　紧急救助，提升城管形象

　　自上世纪90年代诞生以来，城管是与中国老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的一个政府部门。屡被曝光的暴力执法事件，却让城管成了一个典型的负面标签。

　　“连朋友也拿我的工作开涮，吃着火锅没青菜了，就开玩笑说‘走，去抄一篮子来’。”北京海淀区城管队员宋志刚说。

　　他根据自己和小贩、老百姓打交道的体验总结道，城管和小贩的矛盾，其实是老百姓生活的便利需求和安全整洁需求之间的矛盾。网民很多人反对城管抄摊、取缔无照经营，而每个月的举报电话中，70%－80%都是举报无照经营的。

　　作为这次紧急救助培训的讲师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认为，城管的主要职能是限制性的，这个不让做、那个不让做，很容易引起反感。“但这次的紧急救助员职业技能培训很不一样，危机情况下，有专业救助技术的城管能够成为老百姓生命和财产的守卫员。”

　　雷军武从军校教师的岗位转业后加入了北京东城区城管队伍。他说，从讲台走到街头，工作强度不是难题。难的是“别人的难听话和敌对的目光”。

　　“以前总是看网上说城管打人。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城管接受这个培训后，城管救人的事也能在媒体上看到。”雷军武在接受新华社穿越中国网(www. )采访时说。

　　“如果城管救人的事情也能被老百姓津津乐道，见到我们不再反感，做城管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不止一位参加培训的城管队员说道。

　　“下面子孙满堂，上面没爹没娘”

　　雷军武一直强调做一个好城管需要“正能量”，而不愿“诉苦”。但谈到执法困境时却再也忍不住道出了委屈。“付出得不到认可，受了伤害不能辩驳，不能还手。我执法时就被打过。”

　　雷军武说，与他发生冲突的是卖冰棍的学生。一开始好好劝，“小伙子我知道你想勤工俭学，但是这个地方真的不允许摆摊，你可以找其他方式赚钱。”他先同意了，但第二天照常摆摊。

　　“我第二天警告他，如果再这样，只有照规定暂扣你的东西了。后来三番五次，他还是不听，只得没收他的东西。结果我一转身，他就打我。我帽子被打掉了，赶紧抱头蹲在地上，周围群众也很气愤，觉得他不对，后来他不打了，我才赶紧跑掉了。”

　　“如果是打警察，警察当场就能以妨碍公务先把他铐起来。但是我挨了打，却没有办法，城管制服没有给我这个权利，我只能尽快脱离危险场合。”雷军武说。

　　唐钧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城管的任务大多都是其他委办局最难管的事情，针对底层人员的处罚权集中在城管，令他们处在游商等弱势群体的对立面。

　　他注意到：“北京城管现在有13大项超过300个小项的执法任务。但是‘下面子孙满堂，上面没爹没娘’，全国各地都有城管综合执法机构，但在国家层面，没有统一的归口部门协调指导城管工作。另外，城管也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使得城管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很多矛盾和难题。”

　　北京西站城管局的肖昌全说，虽然城管执法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撑，都是“借用其他部门相关法律执法”，但只要是街面上的问题，城管几乎都得管，违建拆除、工商管理、交通、食品安全等等。各委办局在前端立法，城管在末端执法，但是这些部门规章也存在很多重复和冲突，城管即使发现了这些制度漏洞，也没有渠道反映。

　　城管形象老大难重塑需深层变革

　　6月出版的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调查显示，群众认为城管是2013年形象最差的官员群体。

　　唐钧指出，城管形象涉及的事件类型是多样的。无论城管作为还是不作为，城管暴力执法还是遭遇暴力抗法，城管违法违纪还是“被”冒充做出不当行为，城管的形象都会“中枪”。

　　他认为近年来城管已在文明执法上有了很大进步，“美女城管”、“大妈城管”、“柔性执法”、“眼神执法”等都曾一度成为热词。这些努力尽管使城管形象有所回升，但是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

　　因此，唐钧建议，城管重塑形象，不仅要改变执法方式，更要进行“立体改革”，即形象建设、制度完善、职能内外统筹。需要明确原业务主管部门对城管的指导，充分发挥业务主管部门的专业优势，加强专项领域执法。

　　但更重要的是，发挥城管立足一线，覆盖面广、易发现问题的优势，赋予城管一定的监督职责，使其能够将源头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到各级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起到预警和监督作用。

　　北京市顺义区就进行了“大城管、大监察”的探索。

　　在顺义，城管的管理对象不再只是无证商贩等违法人员，还包括涉嫌不作为的政府部门，“向官员执法”，由以往单一执法向执法与监察并重转变。

　　如果城管发现小商小贩、黑车等问题，不再是简单执法，而是向当地镇政府发告知书、责改通知书等，责令其处理。

　　“一个地区小商贩多、黑车多、环境乱，是因为当地政府没有解决老百姓的需求。城管应该向这些官员“执法”，进行监督。”唐钧说。

　　唐钧指出，“大城管、大监察”的制度创新使城管有了“监督别人执法”的权力，有力解决了城管职能广泛、执法专业化不足、部门责任推诿等诸多问题。对其他城市管理各职能部门进行街头监督，提高了城市管理服务水平，是城管摆脱“欺负弱势群体”负面印象的开始。(记者毛鹏飞 倪元锦 肖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