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欲防“怪建筑” 专家：必须停止对旧城成片拆除

　　“建筑求怪求异与对旧城的拆除，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反映了我们在文化自信上的缺失。北京旧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要传承北京的城市文脉，首先就必须停止对旧城的继续拆除。”

　　在北京东二环西侧，元大都旧城之内，成片的胡同被拆除之后，英籍伊拉克裔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四枚“巨蛋”——“银河SOHO”建筑群拔地而起。在其庞大而怪异的身躯之侧，被誉为中国明代建筑瑰宝的智化寺成了“渺小的存在”。

　　与改造旧城的脚步相伴，近年来，北京出现了一批造型奇异的建筑，围绕它们的争论此起彼伏，扎哈的“巨蛋”便是近期的焦点。

　　“它位于二环路内侧，在北京旧城之内。”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对“银河SOHO”予以激烈批评，“我们感到建筑师这么做是在与开发商沆瀣一气毁灭老北京。”

　　新华社记者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援引了这位人士的评论，指出国内一些城市存在建造“雷人”的异形建筑、破坏古城历史风貌等现象，暴露出中国建筑行业正面临一场文化危机。

　　这份报告今年6月刊发之后，引起强烈反响。12月2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工作会暨建筑文化传承与创新座谈会(下称专家工作会)召开。旋即，消息传出：北京拟细化建筑设计规范，避免出现“怪建筑”。

　　“必须停止对旧城的继续拆除”

　　当地媒体在对这次专家工作会的报道中称，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北京回应：将在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对建筑整体风貌提出要求，对建筑体量、尺度、风格、色彩、形式、材料等基本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定。

　　另外，北京将制定旧城人口、产业发展规划，编制旧城建设“负面清单”。在城乡空间中，将保持并强化历史上形成的整体景观格局。

　　北京市有关领导在专家工作会上表示，要挖掘首都历史文化和建筑文化资源价值。摸清家底，分门别类归类总结，提出明确的保护思路和理念。按规划先行的要求，针对不同层次、类型的历史文化街区，有针对性地编制保护规划和标准规范，完善房屋管理规则。要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契机，增加城市设计的内容。进一步细化建筑设计的规范要求，提高建筑设计水平。要注重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为城市风貌和人居环境创造和谐宜居的场所。明确城市设计分区管理的原则，使北京既保持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又体现国际城市的当代精神和地域特色。要用制度约束低俗粗糙的设计作品出现，完善方案审查制度。

　　此外，北京市还将创新名城保护和城市规划管理机制。在城市规划和设计管理中增加专业力量，推广“协同规划”机制，让责任规划师和责任建筑师协助管理城市规划，明确长期跟踪服务、参谋决策和协助治理的责任。在继承城市历史文化和探索建筑创作中，完善专家评审和公众参与机制。探索建立建设项目后评估制度，对重要建设项目、民生项目、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后评估。

　　“最关键的是，旧城内的成片拆除项目必须停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位应邀出席专家工作会的人士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建筑求怪求异与对旧城的拆除，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反映了我们在文化自信上的缺失。北京旧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要传承北京的城市文脉，首先就必须停止对旧城的继续拆除。”

　　北京的文化容量

　　10月15日上午，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发布这一消息时称：“北京市今后不太可能再出现如同‘大裤衩’一样奇形怪状的建筑了。”

　　今年2月，习近平到北京考察调研，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古都北京被誉为“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北京在城市规划、建筑艺术方面有着丰富遗产，城市空间显现中轴对称、平缓开阔、节律有序、轮廓丰富的特色。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对北京旧城进行整体保护，措施包括：保护旧城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分区域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保持旧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

　　这些措施在实施中遭遇挑战。2005年4月，北京市政府对131片危改项目作出调整，决定35片撤销立项，66片直接组织实施，30片组织论证后实施。这些项目集中在旧城之内，仍沿用“拆平建高”的高强度开发模式，对故宫形成包围之势。

　　自1980年代起，北京市不断出台相关规定，要求以紫禁城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以保护古都风貌。但在改造旧城的政策导向之下，开发项目追求高额回报，建筑高度控制的规定被一再突破。

　　“旧城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母体，毁掉了它，北京就失去了文化容量。”一位建筑专家对本刊记者说，“相比之下，巴黎也建设了蓬皮杜中心、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等造型前卫的建筑，可是，巴黎老城保存完整，文化容量巨大；这些前卫建筑在数量、高度、体量上也受到严格控制。新旧建筑的协调，首先得在尺度上协调。可是，北京的许多新建筑在尺度上失去了控制，有的甚至在造型上也失去了控制。”

　　是否需要这样的地标

　　2003年，设计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荷兰建筑师瑞姆·库哈斯在清华大学推销他的方案，遭到这样的质疑：“悉尼歌剧院在结构与预算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但人们又认为它是成功的。央视大楼是否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北京是否需要这样的地标性建筑？如果北京不需要，又如何解释要花这么多的钱来解决它的结构问题？”

　　库哈斯的回答颇为暧昧：“我的回答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第一，我不是给北京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第二，北京也不是悉尼。如果这幢大楼会成为一个地标，那它也只是北京的一百个地标中的一个。”

　　他接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把央视大楼与悉尼歌剧院类比，可能产生无意的误导。50年前悉尼歌剧院方案出来后，全世界是一片欢呼，认为新的可能与商业机会到来了。而现在，建筑师的生存环境是险恶的，留给你的空间已越来越狭窄，你已很难表达自己的价值，而更多的是在替业主说话。如果在今天，谁敢提出悉尼歌剧院那样的方案，它压根儿就不会被接受！”

　　北京还是接受了库哈斯的这个看似要倾倒的摩天大楼方案。施工中，自从它那巨大的、斜着向上的结构露出地面之后，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就不断接到市民电话：“喂，给你们提个醒，那两幢楼给盖歪了！”

　　在许多人看来，文化积淀深厚的北京拥有足够的底蕴，不需要像悉尼那样以一个形式主义的歌剧院来定义自己的形象；或者说，也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师能够在紫禁城面前，以他的作品来定义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

　　然而，这样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的演绎。现实中，老北京已被肢解，它的文化母体——北京旧城，经历持续大规模拆除，几成碎片。这个城市还有多少文化容量来承载库哈斯式的地标，成了一个问题。

　　“大屋顶”会否重来

　　有人担心，传承北京的城市文脉会不会导致新一轮“大屋顶”热？

　　所谓“大屋顶”热，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史上出现过两次，一次发生在1950年代，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筑学家梁思成主张完整保存北京旧城，在旧城之外的西郊以现代建筑手法设计新的行政中心，旧城之内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三层。这个建议未获采纳。眼看高楼大厦在紫禁城周边拔地而起，梁思成转而寄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旧城，遂绘制两张有着中国传统屋顶的高层建筑想象图以作示范。

　　彼时，在苏联专家的要求下，民族形式建筑风格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执行。可是，1955年初，风云突变，“大屋顶”建筑被视为铺张浪费和复古主义，遭到批判。

　　1993年，北京市提出“夺回古都风貌”，大量新建筑被安上了中国传统式屋顶、门楼、亭子、垂花门等“饰物”，这一时期此类新建筑的代表作即北京西站。实践证明，仅靠给新建筑“穿靴戴帽”，古都风貌是夺不回的。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市启动了大规模改造旧城的计划。紫禁城东侧，体量巨大的新东安市场突破了建筑高度的控制，尽管它也戴上了“大屋顶”，依然对紫禁城的天际线形成冲击。

　　在梁思成看来，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均以框架承重，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只要领会中国建筑之“文法”，就能够将二者融合。他生前认为设计得最好的新建筑是北京儿童医院，它并没有戴上“大屋顶”，但建筑师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不论开间、窗台，都合乎中国建筑传统的比例，因此就表现出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

　　北京儿童医院被收入了世界权威的《弗莱彻建筑史》第二十版。可是，2008年1月，不顾建筑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有关部门竟将北京儿童医院的标志——被誉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纪念塔的“水塔烟囱”夷为平地。

　　2011年底，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也被开发商夷为平地。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1930年代，梁、林夫妇一次次从这里出发，发现了隋代赵州桥、唐代佛光寺等中华建筑瑰宝。

　　这处被毁掉的“中国建筑史的摇篮”，与扎哈的四枚“巨蛋”相距不远，它的命运为后者的崛起写下了注脚。(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