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震农房险试点难扩大 风险过于集中在政府和个人

　　涉震农房险能“托底”吗

　　我国巨灾风险保险赔付比例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过度依赖行政资源的救灾模式难以“包打天下”

　　2013年芦山地震的发生，促动了四川涉震农房保险试点的诞生。经历两次强震的四川省在各方努力下，积极推动涉震农房保险试点，农户受灾后得到及时赔付，极大地缓解了灾后重建压力。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受基层财力所限，试点规模迟迟难以扩大，农村减灾压力、风险过于集中在政府和个人。

　　基层和专家呼吁，我国巨灾风险保险赔付比例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当前地震风险不断增加，过度依赖行政资源的救灾模式难以“包打天下”，须下决心加大上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扩大地震多发区涉震农房险试点规模，为我国农村减灾引入“第三方力量”。

　　“输血式”救灾难以为继

　　近年来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各级党委、政府能迅速集中行政资源，及时有力地实施救援和重建，使灾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社会稳定，这一点在汶川大地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在巨灾频率和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行政主导的救灾日益显示不足——风险集中在政府和个人，难以通过市场调节进行合理分散，影响灾区恢复和长远发展。

　　来自保监会的数据显示，在我国历次巨灾损失中，商业保险的补偿比例只有1%～3%，远低于全球平均30%和发达国家60%～70%的巨灾保险赔偿水平。

　　以破坏性强震为例，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口援建、社会捐助等总额超过1万亿，芦山地震中也超过千亿。但通过保险业赔付分担的风险，汶川地震只有20多亿元，仅占地震损失的2‰；芦山地震也仅有1.5亿元左右，几乎可忽略不计。

　　这种过度依赖行政资源的“输血式”救灾，不仅使得灾区群众风险意识淡薄，“有事找政府”成为惯性思维，而且地方政府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等靠要”思想。有的干部甚至认为发生灾害后，“多跑几趟北京就可以了”。

　　从汶川地震来看，农房重建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补助、个人筹集和金融贷款组成，其中政府补助平均为3万元左右。随着物价的上涨，当前农户建房成本基本在数十万元，但地震灾区与贫困地区具有高度重叠性，农户个人筹款往往十分困难，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而贷款来源也往往集中在一两家金融机构，不仅带来融资难、还款难，银行也面临信贷风险集中、违约率较高的困境。

　　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认为，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的“举国体制”曾做出过独特和积极的历史贡献。但随着时代发展，过度依赖行政资源不适应“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国家发展方向，不利于财政预算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也不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涉震农房险艰难破冰

　　在四川省保监局、成都市的共同推动下，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后第八天，中华联合财险四川分公司就签订了第一笔“农村居民房屋保险”的保单，成为目前我国唯一开展涉震农房险的机构。

　　该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杨耿告诉记者：“目前成都市6个区县35万户农户投保，承保农房面积5700多万平方米，涵盖地震、暴雨、洪灾等15个险种。”

　　记者走访发现，这款涉震农房险在五大方面的探索值得重视。

　　一是通过科学、合理的产品设计，实现“低保费、保基本、广覆盖”。杨耿介绍，保险按照农房所在地质条件、建房形式和建筑材质的不同，分门别类地设计保费，最低0.05%，最高0.25%，户均保额3万～5万元，农户平均只需交十几元的保费，就能获得基本保障。

　　二是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保费分摊采用成都市级财政70%、县级财政10%、农户自缴20%的方式，近1200万元财政资金撬动了158亿元保险保障。

　　三是初步探索了“政府＋市场”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杨耿说，当年赔付率低于150%的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在150%～250%之间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和财政各承担50%；最高赔付率为250%，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确保了这种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为农村减灾引入了“第三方力量”，农户重建压力缓解。涉震农房险推行之后不久，成都市就遭遇了“7·9”特大暴雨洪灾的袭击，近2000户投保农户共获赔290多万元，其中最高为5万元。

　　崇州市大划镇崇镇村余秀茹家的房子被暴雨冲毁后不到1个月，她就从中华财险四川分公司获得赔款4.6万元。余秀茹表示，以往受灾只有靠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现在又多出一块保险赔付，重建的资金压力小了许多。

　　五是为今后我国大规模推行巨灾保险积累了经验和数据。中华财险四川分公司副总经理唐修亚表示，作为涉震农房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公司从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掌握相关基础数据，形成一整套农房承保、施救、查勘、定损、赔付工作制度和推动经验，对我国今后建立全国范围的巨灾保险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缘何“两头热、中间冷”

　　本刊记者在四川走访发现，随着近年来破坏性强震不断，农户对农房保险的意愿大幅提高，但由于仅有市县级财政参与，试点规模难以在短期内扩大。基层呼吁，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国务院也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应抓住机遇，加大上级财政投入力度，扩大涉震农房险试点范围，为农村减灾增加“第三方力量”。

　　芦山地震后，四川省保监局和中华财险四川分公司曾深入雅安灾区调查。超过80%的受访农户认为地震等巨灾对自己的房屋带来严重威胁，高达97%的农户表达了参与涉震农房险的强烈愿望，并有八成左右认为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对保费进行补贴。

　　杨耿告诉记者，由于基层财力所限，目前公司的保险试点难以进一步扩大。原本设计的每个区县农房险覆盖率达到50%，但仍有部分地区因缺钱，只做到三成左右。除成都外，雅安市也在与公司联系，但能不能推开，现在心里也没底。

　　从记者掌握的情况看，巨灾保险目前处于“两头热、中间冷”的尴尬境地：中央和省级重视程度很高，农户和保险机构也很积极，但中间的市县级政府困于财政压力，难以积极推动。

　　针对日益严峻的地震形势，基层呼吁我国亟需在地震多发区扩大涉震农房险试点规模，并逐步通过立法等方式完善顶层设计，共同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是成立中央专项资金，并辅以省级、市县财政配套。四川多位保险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国家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但基层最盼望的还是能有启动资金来撬动，可考虑通过专项资金的方式，对配套投入到位、准备积极的地区适当倾斜，调动基层积极性。

　　二是参照政策性农险模式，建立中央、地方、农户分担的三级保费缴纳方式。唐修亚认为，涉震农房险是一种准商业保险，政策性很强，应纳入政策性农险范畴，减轻农户缴费负担，有利于迅速推广。

　　三是逐步确立地震巨灾保险的强制性地位和普通居民的投保义务。四川省保监局局长赵衍亮认为，发达国家的巨灾保险体系均是以立法形式建立和完善，建议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将我国地震保险纳入法律框架，并根据不同地区的风险等级和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差异性的保险条款、费率和赔付标准。待取得经验后，再不断完善保险办法。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江毅吉哲鹏王博关俏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