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们的城管都有哪些人？人手不足疲于奔命

　　城管，“尴尬”的一群人。有人说，他们或许是中国执法者中唯一遭遇漠视甚至鄙视的群体。

　　目前，上海共有在编城管执法人员7000余名。颇为引人关注的是，为充实基层城管执法力量，城管执法专场招录工作将于年内开展，预计招录一线执法人员400余名，各街镇正制订招录计划。招录尚未开始，人们已经猜测纷纷：会有多少人去应聘？什么样的人会去当城管？城管的生存现状究竟如何？连日来，记者与基层城管深入接触，展开调查，希望对这个群体进行还原。

　　人手不足疲于奔命

　　对于乱设摊、跨门经营等顽症，老百姓问得最多的是：“城管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派人固守？”

　　城管去哪儿了？以徐汇区漕河泾中队为例，辖区5.26平方公里，下辖30个居委、近10万常住人口。辖区中有城中村、火车站、公交枢纽、医院、学校、住宅区等，“除了飞机场，其他都有”。

　　这样一个区域，在编城管25人，其中1人外借，1人病休，1人专职整治渣土，2人在街道专职拆违。包括队干部，能上街的满打满算只有20人。每天3班，早班6时至14时，中班14时至22时，晚班16时至24时，还有常日班。“做五休二，每个班头能有4人，就已经算兵强马壮了。摊下来，1平方公里不到1人。”

　　长宁区仙霞中队也好不到哪儿去。3.97平方公里，12条道路，23个居委，10万常住人口，区内老旧小区居多，天山五村和水城路夜市整治前是出了名的乱设摊聚集点。中队在编31人，其中3人外借，实有28人。同样分3班，早班做六休一，中班、夜班做五休二，夜班要守到凌晨二三时。这点人手，要管的事有多少？396项！涵盖市容环境、市政、绿化、水务、环保、工商等9大领域。记者亲眼所见，哪怕一个正在搭建的违法建筑，处理文书就有六七张，包括现场勘查记录、检查笔录、限期拆除决定书、送达回证等。“整个流程要四五天，这还是违法者很‘热情’地配合我们的情况下。”队员戏言。

　　执法范围广，人手不够却是常态，大部分精力被反复性极强的乱设摊、跨门营业牵制，导致一线队员疲于奔命。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街镇借助协管、市场管理公司等外部力量，但这些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缺少法律知识、没有专业分工，有时操作不规范，直接影响了政府形象。

　　就怕群众的“倒撬边”

　　在实际执法中，城管维护的大多是公共利益和公共边界。但被维护的对象诉求不同，甚至同一人不同时段的诉求不同，令执法者很为难。

　　比如乱设摊，住在楼上的老百姓要求取缔，但隔开几排楼房或附近小区居民却拍手欢迎。极端一点的，早上出门影响交通了就投诉“不作为”，下班回家要买便宜小菜了就不让管。甚至有人当面替小贩说情，背后让城管严管……

　　于是，最让城管尴尬的，不是小贩的对抗，而是边上群众的“倒撬边”。“他们又不偷不抢”“你们收了东西自己吃啊”“城管就是死要钱”……各种风言风语扑面而来，甚至还有人帮着小贩“抗法”。漕河泾中队曾有个1米8的队员，被两个来买菜的老阿姨架住，连叫“不许收”，小伙涨红了脸，束手无策。

　　“说到底，我们面对的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涉及刑事犯罪，只是违反行政法规，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不赞同，同情弱者是普遍心态。”城管队员这么说。

　　小贩真的全是弱者吗？也不尽然。有些小贩不肯进市场，并非付不起租金，只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仙霞地区一个市口好的炒面摊，每月净收入三五万，是城管工资的好多倍。还有数十位本地老太太，家里有房有车，却每天乘公交到辖区来摆摊卖菜。有的甚至由儿女开车送来，问他们为啥，答“老人闲不住，不让出来就吵”。

　　而对那些真正贫困的小贩，城管内心则很矛盾，“又觉得可怜，又觉得可恨”。面对“肚皮与脸皮孰轻孰重”的争论，面对“执法为民与小贩生计”的矛盾，总忍不住会有心软之时。于是，一些辖区探索分类分区管理，但时间久了又被扣上“选择性执法”的帽子。

　　末端执法并无审批权力

　　整治跨门营业时，曾有位店主跟漕河泾中队队员纠缠了半天。最终，他说出内心想法：“能不能放出门外，放出来一米还是两米，还不是你们说了算。”这，恰恰是许多人误解的地方。其实，城管只是末端执法单位，并不具有行政许可、审批等管理权。在调取审批资料、查验许可信息时，往往还需要其余部门的支持配合。而在处罚之后，对于因城市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城管也无力解决。

　　比如，治理乱设摊时常说的“堵疏结合”，就不是易事。漕河泾中队辖区内，超过5米宽的人行道一共才不到百米，就算有空地，一来资源并不由城管掌握，二来很可能成为“洼地”，全区甚至全市小贩纷纷涌入，“请进来容易请出去难”。

　　再如，居住困难者搭建的违法建筑，拆了后当事人住哪儿？贫困对象的小摊，取缔了之后他们何以为生？这也是城管解决不了的事，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保障。然而作为末端执法者，城管无可避免地成为矛盾焦点，也担了不少骂名。

　　“我们像外科医生，切了瘤，但伤口一直好不了。前置问题解决不好，就算处理了设摊、拆除了违建，也只是治标不治本。”仙霞中队队长焦志坤说。

　　去年终于有了执法记录仪

　　在仙霞中队储藏室，各种型号的电子秤足有上百台，被戏称为“电子秤博物馆”。这些秤都是暂扣的，主人迟迟不来缴罚款，再买台新的继续摆摊。大理石地面上污渍斑斑，都是暂扣水果腐烂后留下的。“物品价值太低，小贩不来拿，也就逃脱了处罚。”队员说。这是城管执法中面临的另一困境——缺乏后续手段和保障机制，对违法者震慑力不强。法律规定城管可以罚款或暂扣物品，可一些小贩本来贩卖的物品价值就不高，被暂扣后索性不要了，以此逃避处罚。而法律并没有赋予城管限制对方人身自由、强制获取身份信息等权力，碰到这种情况，城管也无可奈何。

　　因此，城管看似管很多事，但有效手段并不多。这也导致违法者对城管越来越不畏惧，甚至敢于暴力抗法。“同样是执法者，敢对警察抗法的不多，因为可算‘袭警’。我们整治时，只要对方喊一句‘城管打人了’，我们就陷于被动，有时只能中止行动。”漕河泾中队教导员王泽明很无奈。

　　幸好，这一困境正在逐步改善。新修订的《上海市城管执法条例》中，特别强化了公安对城管执法的保障，为此各区县城管局的副局长均由公安兼任。去年，一线城管队员开始配备执法记录仪，可连续拍摄4小时，既是监督文明执法，又是一种自我保护。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样本速写】

　　不愿对朋友提及职业，但他们做好了心理准备——

　　“既然做这行，就需要内心很强大”

　　对走卒贩夫，他们是执法者；对市民百姓，他们是秩序维护者。可脱下制服，他们也是普通的父亲、儿子、丈夫，有血有肉，会爱会痛。

　　许多城管，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职业带来的困扰。对初次见面的朋友，不少人不愿主动提及身份，因为对方会说“珍惜生命，远离城管”。有个小伙子，相亲30多次没成功，不少女孩一听职业吓一跳：“城管很凶的”。

　　城管，到底是怎样一群人？

　　退役军人 我成了“最可恨”的人

　　“战友说，我们从最可爱的人变成了最可恨的人。我觉得，应该是最不被理解的人。”王泽明道出了不少军转城管的心声。

　　从军25年，他曾任海航侦察科科长，副团转业后加入城管。或许“侦察科长”的习惯使然，他对这个行业思考深入，在博客“自说自话的城管”上写了数十篇业务文章。对队员，他始终教导“不允许打得过、没必要跑得过、但一定要说得过”，而且要说他们能听懂的话，跟大老板说法条，跟老百姓讲情理。

　　遭遇的危险？数不胜数。曾经被小贩跟踪，下班路上对方蹿出来，拍拍他肩：“你是漕河泾中队教导员吧，你家住在某某新村吧？”他一瞪眼：“想知道几零几室吗？我告诉你！”对方缩回去了，可他心里也在打鼓。

　　他和中队长任春晖的手机号，都公开给辖区。两人手机中，存着很多居民发来的感谢短信，比如“昨晚看到城管对烧烤摊采取措施，很感激，周围居民解放了，向你和队员表示支持和敬意”。有个居委会干部说：“你们城管每天辛辛苦苦，街面上看不出什么不同。但如果你们一星期不上街，就一塌糊涂了。”王泽明闻言几近流泪。

　　优秀运动员

　　职业成就感一落千丈

　　同样遭遇心理落差的，还有运动员转业的城管。以前他们为国争光，但成为城管后，职业成就感一落千丈。

　　仙霞中队队长焦志坤曾是皮划艇运动员，获得过东亚运动会、全国锦标赛冠军。现在，虽然他带领队员成功治理了天山五村和水城路夜市，但做久了心里也会疲倦：“每天高高兴兴出门，碰上小贩和你吵一架，一天心情都毁了。”

　　李吟斌是为数不多的女城管。她曾是上海射击队运动员，陶璐娜的师妹，也曾获得优秀的成绩，2008年退役。“成绩不好的都去读大学了，成绩好的留下来，反而成了城管。每天没处发火，情绪总是带回家里，觉得很对不起家人。”她说。

　　大学生城管

　　儿子不知道我是城管

　　近10年前，本市招录了第一批大学生城管，漕河泾中队副队长施军军就是其中一员。上大经管专业毕业的他，德国留学归来后加入城管大军。一次在南站执勤，一位母亲带着孩子路过，指着他说：“好好学习，否则你就像他一样只能做城管。”他瞬间懵了。

　　作为班里唯一的城管，同学聚会时他如实相告，大家第一反应是“冲摊头的？家里小菜不用买了咯？”后来，他很长时间都没参加聚会。直到一位同学违法搭建被查处，向他咨询，他耐心解释法条，告诉同学如何配合拆除。最后对方感激不已：“你的专业建议让我减少了损失。”他这才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回归集体。

　　吕隽也是第一批大学生城管，在工作中他积极思考，关于城管的提案曾获评长宁区优秀提案。可至今，他上幼儿园的儿子不知道爸爸是城管，幼儿园家长信息表上，他填的是“自由职业”。“什么时候告诉他实话？我也不知道。”

　　采访中，大部分城管不愿多说工作中的辛劳委屈或危险伤害：“做这行就有心理准备，大环境无法改变，就先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强大吧。”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微调查】

　　提到城管，

　　最先想到什么？

　　为了解公众对城管的真实看法，记者在朋友圈做了个微调查——提到城管，你最先想到什么？

　　38条评论中，32条为负面，说“土匪”“流氓”的有之，说“打砸抢”“冲摊头”的有之，说“蛮不讲理”“素质低”的有之。中立评价有4条，包括“缺之不可，恨其不争”“都不容易”“尴尬”“让人爱又让人愤慨”。只有2人进行了正面评价(其中一名曾在街道城管科工作)，称他们“辛苦”“是为市容作出贡献的人”。

　　不出所料，这就是城管身处的舆论环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管队伍成立前，本市各行业都自设行政执法队伍，有段时间几乎每立一部法就要组建一支执法队。为克服专业执法不足，后确定由巡警实施综合执法。1997年街道监察队成立，纳入了一些下岗人员，市民称他们为“黑猫”，执法模式较为粗放。2005年，本市成立城管执法局，开始了综合执法的格局，将越来越多的社会难点、矛盾都集中到城管执法领域。

　　不过，近年来本市城管素质逐渐提升，尤其是2006、2007年首批大学生的加入，令城管队伍的学历、年龄都有改善。目前，全市7000余名在编城管中，本科生占66.1%，研究生占3.8%，还有2名博士。从队伍来源看，主要由近年来通过公务员统一招考录用人员、原来的街道市容监察队员以及军转干部、复员退伍军人、退役运动员等组成，其中35岁以下人员接近一半。

　　以某中队为例，有研究生1名，本科14名，大专9名。50岁以上4名，40-49岁9名，30-39岁11名。按队伍来源分，军转干部5名(团职2名、营职2名、连职1名)，优秀运动员2名(入选过国家队)，从市容、市政、街道、路政、规划等其他执法队伍并入9名，向社会公开招录8名(原来职业为隧道公司项目经理、国企厂报编辑、公司白领等)。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相关链接】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修订后正式施行

　　调整执法事项 强化公安保障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经修订后，已于7月15日正式施行。新条例有了哪些改变？市城管执法局执法监督处一位负责人表示，有8方面内容作了修改，重点集中在乡镇城管执法体制、城管执法权限范围、城管执法保障措施、城管执法监督机制以及规范城管执法行为等方面。

　　比如，条例将本市原有的市和区县两级执法体制调整为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三级执法体制，赋予了乡镇人民政府城管执法主体资格，明确乡镇所属城管执法机构以乡、镇人民政府名义承担具体的执法工作。

　　此外，新增2项原由环保部门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实施的事项，并扩大2个原有事项的范围，将对露天焚烧秸秆、枯枝落叶以及沥青、橡胶等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范围从特定区域扩大到全市。

　　同时，条例强化了公安对城管执法工作的保障，明确区、县公安机关应确定专门力量、明确工作职责、完善联勤联动机制，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和案件移送等方面配合城管工作。条例还明确了区县城管执法部门对街镇城管执法工作的监督权，并规范了对没收物品的处置程序。

　　该负责人还透露，年内全市将招录400余人充实一线执法队伍。这次招录将增设体能测评环节。随后，将对队员进行一个月的封闭上岗培训，包括法规知识、执法实务、应急处置、体能训练等。

　　本报记者 金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