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否认与日本三菱和解

　　近日，“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与中国受害者谈判团决定达成全面和解协议”的消息引发国人广泛关注，并震荡整个东亚舆论场。但二战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相关负责人向中国青年网记者指出，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为不实报道，是在“扰乱视听”、“误导公众”。

　　“三菱与中国劳工和解”消息搅动舆论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月23日，日本共同社发出一则重磅消息，称“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与中国受害者谈判团决定达成全面和解协议”，三菱材料将就二战期间奴役中国劳工的行为道歉，并且向每名受害者或其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赔偿金。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还强调，这将是日本企业“首次主动”向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赔偿要求的中国人受害者提出道歉，并提供全面的经济补偿。

　　就在7月19日，日本三菱公司董事长木村光在美国洛杉矶完成了向二战美国战俘的道歉，但被问及是否也会向中国和韩国劳工道歉时，木村回答，“不能发表看法”。三菱的这种“选择性道歉”受到中韩两国的广泛质疑与抨击。

　　短短几天时间，日本三菱对中国劳工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这引发了中国乃至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广泛关注。

　　日媒高度评价“三菱材料公司与中国受害者全面和解”，称这是日中两国民间层面力争“克服过去”、谋求大步前进的历史性动向，将成为在战后70周年具“象征意义”的协议。中国国内也有舆论认为“三菱迈出了重要一步”，“三菱公司的‘悔罪’之举，即便迟到了，也是对历史正义的补课”。韩国《中央日报》日文网站则刊发题为《三菱材料与中国强征劳工受害者和解？韩国呢？》文章强调，三菱材料“到现在还没有向韩国被强征劳工谢罪的意思”。

　　沸沸扬扬之际，似乎是为了进一步佐证“和解”消息，7月24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公开了三菱公司给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征求意见的谢罪文案。文案中三菱公司“坦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以及“承认上述历史事实及历史责任，并且从为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发展作出贡献的角度，向为最终整体解决本问题而设立的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的基金支付款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谢罪文”此前已在受害劳工及家属中广泛地征求了意见，“谢罪文”原则上已被同意。

　　二战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声明。

　　戏剧化逆转

　　不过，就在7月24日下午，二战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律师董一鸣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不实，是在“混淆视听”，“误导公众”。他表示，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及原告从未与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决定“达成全面和解协议”。同时，“从和我们合作二十年、富有正义感的日方律师团那里，根本没有获得这样的信息。”

　　为进一步说明情况，董一鸣专门给中国青年网发来一份落款为“二战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的声明，其中强调，“鉴于目前三菱公司执意回避事实，暧昧责任，并无真诚忏悔之意，因此原告及众多中国劳工受害者及遗属断然不能与之媾和”。

　　中国青年网注意到，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也被日本三菱方面否认。三菱官网7月24日晚间发表了题为 “关于今天一部分报道”的声明。声明中说，“今天一部分媒体称，本公司与前中国劳动者以及遗属已经基本确定达成和解，但这并非公司公布的消息。关于所报道的事件，现在仍在进行包括各种商议在内的探讨，目前节点，这还不是已经决定了的事实。应该公开的事项一旦决定之后，我们将迅速告诉大家。”

　　敏感的时间节点，一波三折的过程，戏剧化的逆转，引发公众对日本共同社释放“三菱和解”消息的众多分析与猜测。

　　中国青年网记者了解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与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都是对日索赔的民间团体，这样的团体在国内有多家，但早在今年2月份，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就公开声明，中止与三菱公司的“和解谈判”。也因此，“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团长康健强调，“即使有人愿意签，那也不应该包括我们这批人。你不能把我们裹胁进来。”

　　而这，也是董一鸣认为日本共同社报道不实的原因之一，“不能说‘全面和解’”。据悉，二战中国劳工中有3765人在三菱材料被强迫劳动，其中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代理了其中的六七百人。

　　纷扰背后的真相

　　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缘何不同意和日本三菱和解？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董一鸣告诉中国青年网，这是因为和解文本中日本三菱方面对道歉与赔偿的“定性”有问题。

　　7月24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公开了三菱公司给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征求意见的谢罪文案。“谢罪文”全文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日本国政府内阁《关于向日本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约39,000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敝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包括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子公司的承包公司)接受其中一部分3,765名中国劳工到其作业场所，强迫其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中，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最终解决。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敝公司坦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各位中国劳工远离祖国及家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承受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对此，敝公司承认作为当时的使用者的历史责任，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地谢罪。并对身亡的各位中国劳工表示诚挚的哀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敝公司承认上述历史事实及历史责任，并且从为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发展作出贡献的角度，向为最终整体解决本问题而设立的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的基金支付款项。为了不重蹈覆辙，敝公司协助设立纪念碑，并承诺将这一事实世代相传。”

　　董一鸣向中国青年网表示，这份谢罪文和他们中止与三菱公司“和解”时见到的文本无任何改动，而这一谢罪文“采用避重就轻、偷换概念的手法，以期达到模糊进而掩盖罪恶历史、回避进而推卸法律责任的效果”。

　　早在今年2月11日，二战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就指出，“谢罪文”第一段隐含四个要点：

　　其一，三菱公司于战时只是被动地接受了部分劳工，既与日本政府强掳及奴役华人劳工国策的制定全无关系，也未直接参与实施诱骗、抓捕等强掳罪行；

　　其二，三菱公司于战时并未通过奴役中国劳工攫取巨额利益；

　　其三，722名劳工的死亡与之奴役行为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其四，对“这一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并不负任何责任。

　　“而现有证据表明，与之相对应的事实恰恰截然相反。”

　　一则，战时的三菱公司不仅是日本政府制定强掳华工国策狂热的倡导、推动者，也是强掳暴行的直接参与实施者；

　　二则，三菱公司不但通过奴役直接榨取中国劳工的血汗，战后其仅因奴役中国劳工所得到的日本政府补贴一项即折合现价近29亿日元之巨；

　　三则，现有证据和幸存劳工的血泪控诉证实，所有被奴役劳工在监工的淫威下，无一幸免地都饱尝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722名劳工的惨死，又能有哪一个不是因其施虐所致，岂能以与其毫无关联的“身亡”之说了之；

　　四则，“这一问题至今尚未解决”的暧昧表达，完全抛却了损害与被损害的是非关系，回避了其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无以表明中国劳工诉求和主张的正当性。”

　　在董一鸣看来，和解文本中，日方不太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只是愿意道歉。“道歉也好，赔偿也好，只是慰抚安慰，这定性就有问题。这种性质不是钱多与少的问题，要给钱的话给什么性质的钱，这个不能模糊。”

　　中国劳工向三菱索赔已在北京一中院立案

　　董一鸣向中国青年网特别指出，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主导中国劳工索赔工作已20余年，“我们不是拒绝和解，而是和解需要实质性的诚意。”

　　中国青年网了解到，二战中国劳工民间团体对日索赔工作一直进展的颇为艰难，经历了在日诉讼、民间和解、国内诉讼的曲折历程。

　　据介绍，中国民间团体对日索赔的诉讼，包括1990年代中期在日本起诉，无一胜诉。“特别在日本最高法院‘中国人已放弃索赔请求权’为由判决我们7个案子全部败诉以后，律师团认为，司法途径解决不了，转向了民间和解运动。”董一鸣说，“实际上包括日本和中国的律师团，还有中日两方的志愿人士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我们也是主要的主导方和推动方。”

　　不过，民间和解最终卡在了“定性”问题及“始终没有实质性措施”上。

　　就上述和解文本，董一鸣告诉中国青年网，他们曾多次以书面形式逐项明确、具体地提出严正交涉，但三菱公司拒绝正面回应。

　　而在民间和解陷入僵局后，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转向了国内诉讼。

　　2014年2月26日，二战中国劳工索赔诉状交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3月初北京一中院正式立案。这是二战中国劳工状告日企首次在国内立案。

　　“第一次开庭前，三菱公司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三菱公司表示部分劳工及遗属不是在北京。”董一鸣告诉中国青年网，“我们据‘北京是三菱公司侵权行为的实施地’等情况进行了反驳。当然，三菱公司有提管辖异议的权利。但我们认为这是恶意拖延诉讼，这是不想承担历史责任的表现。”

　　中国青年网注意到，从北京一中院立案至今已一年多时间。诉讼进展缘何如此缓慢？董一鸣对此解释，”因为涉及境外送达，所以当年没有安排开庭。”

　　“最新的开庭日期还没有确定。”董一鸣透露。他认为，“在这样敏感的时期，日本共同社抛出‘和解’消息有扰乱视听之嫌。”

　　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则公开指出，三菱公司是加紧利用各方劳工及遗属在文化、信息掌握及在相关问题上存在认识差异，打着“趁幸存者在世尽早和解”的幌子，试图分化部分劳工及遗属，从而“削弱北京诉讼对该公司所带来的影响和压力”。

　　“假如有其他民间团体在三菱公司回避法律责任的情况下愿意和解，那是他们的行为，与我们没关系，我们觉得这样不负责任。”董一鸣说，“不能为了迎合一部分人，拿点小钱把重大历史事实抹杀掉。”(记者 宿希强 卢学峰 杨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