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儿童保护制度：家庭教育亟待建立干预制度

　　专家称思思事件反映儿童保护制度缺失

　　家庭教育亟待建立干预制度

　　关注“少女妈妈”之访谈

　　2013年，12岁的湖南女孩思思(化名)遭性侵生下第一个孩子时，社会给予了很多同情和帮助。两年后，思思再次产下一女，网上却充斥着骂声，很多人认为她自甘堕落，无可救药，不值得帮助。人们似乎忘了，思思仍然是个孩子，14岁的年纪，她已遭受太多。

　　到底是什么让思思成为今天这样？谁又该为这一切负责？网友对待思思的态度是否理智？近日，京华时报邀请4名儿童权益保护领域专家，就思思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展开讨论。

　　很多被性侵的孩子会反复受害

　　京华时报：首先请教张雯主任，你们对思思的救助已经将近两年了，在基金会的救助对象中，思思的经历算是很极端很复杂的那种吗？

　　张雯：思思的很多表现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很多被性侵女孩的一些共性。她的事情确实特别典型，生了两个孩子。但从共性来说，所有有过被性侵经历的女孩、男孩，都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这种事情很可能还会再度发生，国内国外的案例都说明了这个情况。

　　张雪梅：我接触到的很多未成年人被性侵个案，在精神和心理受到损害后，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自我价值感。受伤害的孩子会呈现两种状况，一种是在案发后对人际交往产生恐惧，不愿意见人，不愿意上学，自我封闭，甚至用自杀和自伤的方式去逃避这种世俗的观念压力，他们会认为所有人都对自己指指点点，有些孩子甚至患上重度抑郁症。另一种类型就是过度放任自己的性行为，甚至成为一种习惯。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更多的是感到心痛。思思应该就是属于后者。

　　京华时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女孩有过被性侵的经历后，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反复发生？

　　童小军：思思遭受侵害的时候只有11岁，她在这个年龄没有是非判断，家庭也没有给她性方面的教育。她对性方面有认识，就是通过被别人侵害的方式，所以在她的世界中，她不会对性行为有耻感，甚至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

　　张雯：她这么小就有了这种经历后，可能会对被性侵的事产生一种认同。孩子的身体、心理还没长好呢，性侵一下就把她给毁了，他们的心态很难恢复到正常孩子。思思表现出特别恶劣的一些行为，包括怀孕的反复发生，都是她无法控制的。

　　另一方面，2012年思思被性侵前，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经常打牌，不管她。即使父母都在家，一家人也是经常互相谩骂、打闹，思思在家里根本得不到保护和安慰。就因为这样，才会导致她向外寻求所谓的温暖。

　　京华时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从思思的视角来看，这些性侵她的人，往往是以“好人”的面目出现，给了她在家庭中得不到的温暖和关爱。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中熟人作案比例很高，症结也在这里吧？

　　张雯：熟人有机会得到孩子的信任，熟人作案是非常多的。

　　徐豪：女童保护基金根据2014年媒体公开报道数据进行过统计，去年遭受到性侵害的孩子，有报道的就有503起，其中熟人作案有446起，占到87.87%。作案人大多是教师、邻居、亲戚、同村人、族人等。这些数据统计还很不完整，民政部一位官员也表示，女童保护基金统计的案例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童小军：儿童性侵的问题是全球都存在的，国内外都有很多的研究。其中很共性的一个规律是熟人作案，国际上的数据是60%左右，我国要远远高于这个比例。

　　张雪梅：2006年到2008年，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主流媒体报道的340件儿童被性侵的案例进行过统计，发现熟人作案是高比例的，占到68.5%。为了跟踪线索，我们在2009年到2014年，对主流媒体报道的1065个案件进行了统计，发现熟人作案的比例达到69.4%，比此前的三年高出一个百分点。

　　性侵这些孩子的人群，主要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家庭成员、网友、邻居等。不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作案，对孩子来说，除了比较明显的身体伤害，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这是特别能够影响到孩子以后的社会发展的。

　　思思出现问题家庭教育是主因

　　京华时报：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思思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她的父母是有很大责任的，无论是在思思被性侵前还是事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照顾、监护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就是打骂，不劳而获的依赖思想也比较明显。各位怎么看家庭环境对于思思的影响？

　　徐豪：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很多孩子根本没有意识到性侵害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伤害。一个遭受性侵害的孩子就对我们的志愿者说，她和叔叔(侵害她的人)是好朋友，叔叔说了，他们的事儿不能告诉爸爸妈妈。这些孩子从家庭、周边得到的性教育非常少，几乎没有，有时候孩子问起，家长们甚至会斥责孩子，谈性色变。一旦出了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孩子从此之后没法做人、嫁不出去，甚至会责怪孩子。所以说，孩子发生这种事，最应该负责任的是家长。

　　童小军：小孩的行为，从心理学上来讲是“习得”的，从小大人怎么教他，他就怎么做，慢慢养成习惯，这样一点点积累，到18岁成年，我们所讲的心理行为和意识行为就基本已经完善了。孩子出现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家庭环境造成的。

　　很多做父母的，他们自己从小是怎么长大的，可能就会按这个样子去养孩子。思思从小就没人管，媒体报道过思思父母未婚同居、至今没领结婚证等等问题，肯定也会影响到思思。思思在和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可能不会有成人所说的分寸，比如说跟不同的男性，父亲、老师、邻居等应该保持不同的分寸，但她没有这个分寸，因为没有人教她。

　　家庭教育干预制度目前是空白

　　京华时报：思思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确实做得很不够，家庭固然该为思思变成这样负责。但现在的问题是，即便我们对思思父母的失职看得很清楚，似乎也没有谁能够帮助他们、教他们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如何正确对待、处理现在这些复杂的事情。

　　童小军：思思是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她犯任何错误都不是她的问题，而是反映的她周边环境的问题。环境的构成通常有三个方面，包括家庭、家庭所在的社区、社会的经济文化制度。这几个板块是一层托一层的，最后托底的是国家的制度。一个孩子长不好，家庭有问题，国家也有责任来构建相关的制度。

　　在我国，儿童是长期被忽略的。孩子都是家庭养，不是按照科学的方式来抚养，出现问题也主要是靠家庭自己去克服，缺乏求助的渠道。应该说，思思事件反映出我国在儿童保护制度上的缺失。如果制度存在，如果当地有人、有机制进行及时的干预，能够避免很多问题的再次出现。

　　张雪梅：家庭教育的问题，不出事大家关注不到。但真正出了事，比如说思思这个案例，我们对她的家庭到底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从现行的法律制度来说，是很空白的。我们缺乏制度、机构和人，来提升思思的家庭养育功能，让一个没有家庭教育能力的家庭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京华时报：在现行制度框架之下，思思这种情况一般能够得到什么帮助？

　　张雯：当地为思思一家解决了医保、低保，还给予了一些救助，在资金帮扶方面，应该说已经做得不错了。

　　张雪梅：未成年人受伤害，现在基本是通过法律来解决。但实际上法律上能解决的，往往是最初步的问题。儿童保护的很多工作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环环相扣的。很多工作在司法的过程中就应该关注了，而不是说司法的过程完了后再进行对接。

　　很多父母不知道怎么履行职责，在司法程序中，就必须干预到家庭教育中来。政府和社会应该支持指导一些机构给家庭教育提供服务，让更多的组织介入进来。家庭教育制度必须要重视起来，这个体系的构建非常重要。

　　美国、北欧一些国家也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们最初都是把重点放在救助上，但后来发现最重要的还是预防，预防比救助更重要，而且预防比救助的社会成本要低很多。

　　受害儿童家庭监护能力应有评估

　　京华时报：理想的状态下，完善的儿童保护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童小军：建制度，理念最重要。没有理念，制度根本不存在。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儿童权利理念的建立，就是儿童视角。包括现在的公众不理解思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儿童视角。0-18岁的孩子，可以细分为很多阶段，他们心理人格的形成、行为的养成以及智力的开发，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点。

　　什么叫从儿童视角出发？比如说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就应该保护孩子的利益，比如调查过程中不着警服等。

　　为了落实这个理念，就要有组织架构，比如说有家庭教育机构，有社会服务机构，有发生了这种问题的紧急庇护机构，有对个案长期跟进和矫正的机构。

　　有了机构以后，最最关键的就是专业人员了。没有人，社工的水平如果不上来，整个的水平就上不去。在社区层面就应该有人专门来做儿童和家庭的服务，从儿童的角度，以儿童为中心来监护。

　　每个儿童都在专业社工的监护之下，如果出现思思的案例，有专业训练的社工，知道怎么去介入，怎么样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干预。

　　这个干预不仅仅对孩子，还要针对家庭。如果父母不干预，就算思思改变好了，孩子还是会回去的。

　　如果受害人受害的根源，是跟她的监护环境相关的话，一定还要对她的监护环境、家庭监护状况进行评估和干预，比如思思父母对思思有没有监护能力，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剥夺监护权。

　　其实国际上成熟的做法一定是要有一个跨专业、跨部门的团队来做，必须要有警察，有律师，有社会工作者，尤其社工是从头到尾跟进，包括司法过程中的权益保护以及司法过程后的安置、干预、矫正等，都是由社工来负责的。我们国家现在也在构建社工队伍，但现在水平还极低，这支队伍刚刚开始建立。

　　京华时报：这种对家庭的评估由谁来进行？

　　童小军：这个评估一定要是国家授权的，最好是由国家来成立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对家庭进行评估，这样更有权威性。政府也可以授权一些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来承担评估工作。目前我国已经在儿童保护制度构建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制度的建设是非常庞大、繁复的，需要一个长期建设和完善的过程。

　　要让思思学会负责任

　　京华时报：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对思思的救助，现在已经持续快两年了，现在回头来看，基金会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张雯：在救助思思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摸索。2013年，我们把思思接到北京上学时，把她的父母，还有小果儿全都接了过来。我们当时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帮助思思，毕竟她的家庭和她是一个整体。当然我们机构也是出于自我保护，毕竟孩子出了事，谁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思思本来是有机会重新接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但当她的父母到来时，她又回到了原来的家庭环境中，父母整天吵架，同时也带来了手机，思思通过手机联系上了深圳的夏某，还有其他男性。思思的父母还有严重的依赖性，比如经常会要求基金会给钱等等，这也对思思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现在看来，我们接她的父母来是个败笔，至少时间不对，距离没有拉开。

　　京华时报：对于思思的救助帮扶应该如何继续，其他专家有何建议？

　　张雪梅：思思出事后，外界给了她很多保护，这种情况下孩子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受害者心理，认为什么事自己都是受害者，她认为自己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也不愿意去改变这个事实，她会经常延续自己的行为。

　　所以非常有必要通过矫正来改变她的心态。对孩子在保护之外，一定要有干预和引导，针对孩子有一个自我意识的激发，让她能激发自身的潜能，建立一种100%负责任的心态，真正从自身来做出一些改变，而不是总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张雯：这次我们把思思和她的第二个孩子接到北京，就是希望她跟孩子在一起，有一个正常的当妈妈的阶段，让她学着做一些事情，承担一些责任，这是一个改变她心理和认识的机会。我们打算让她好好安静一段时间。不管以后怎么样，基金会都会不离不弃地帮助她。只要她需要帮助，我们就会帮助，因为有很多愿意帮助她的人在一起，十年八年我们都愿意等着她回归正常。

　　京华时报：您觉得我们能够等到她“回来”吗？

　　张雯：这样的案例是有的。在我们基金会的志愿者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她曾经在年少时被性侵过，生活一度非常混乱，比思思现在的情况还要严重，但她最终走了出来，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生活非常幸福。因为早年有过这样的经历，她现在反过来帮助这些与她同病相怜的孩子，就特别能够感同身受，也很有说服力。

　　不要忘了她是受害者

　　京华时报：思思再次怀孕产子的事情被报道后，网上都是对思思的骂声。很多人觉得不该帮助思思，认为没有意义，几位专家怎么看？

　　张雪梅：思思毕竟是一个孩子，在法律上她被称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不能要求她像成人一样，网上这种一边倒的骂声，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徐豪：社会有意识无意识的舆论暴力，对孩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思思事件对社会更应该是个警醒。

　　童小军：帮助思思很有意义啊！它代表了社会对儿童这个群体，对一个毫无民事行为能力、毫无是非判断能力的群体的关爱。但光有关爱、理念不行，必须要做出来。如果没有人很好地去引导她、矫正她，如果我们只是指责她，而不是教会她如何改变，她的行为就会惯性化地存在下去。

　　张雯：现在大家都谴责她，说她主动去找男性朋友交往，认为她无可救药。但大家不要忘了她是个受害者，她也是个小孩，她自己都闹不清楚到底怎么了。

　　我们帮助过几个受到性侵的孩子，她们都是控制不了地用刀划自己，自伤，思思也曾经这样做过，因为她们控制不了自己，认为自己不好，认为自己脏。碰到这种情况，帮助她的人必须要看明白她的心理。

　　社会是个大家庭，如果没人去帮助思思，思思只会朝着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她的这种“坏”会有恶果，这种恶果最终也会“报复”到社会中的每个人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不能抛弃思思。

　　京华时报记者 陈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