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稳定生活的年轻人：上班是最疯狂的事情

　　-扛着摄像机在南京、深圳、北京等10个城市与成百上千个年轻人交流过彼此的人生困惑之后，沈博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上一代的人可能有了足够的物质，就会对生活感到满足；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他们要满足的是不断提升的自我意识。

　　-发起过56个艺术项目的坚果兄弟和沈有着相似的认识：“上班有很多时候就是人的异化，不停地制造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开心。”

　　-他不甘心“一辈子上班下班，为房子车子奔波，直到老去，把照片挂在墙上就成了归宿”的日子。他期待未知的事物。“有梦想的人就都是年轻人。”他说，“我希望自己临死的时候还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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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滚滚人潮，26岁的无业青年沈博伦把早已准备好的木盒子套在了头上。

　　这是工作日下午6点的建国门地铁站，“木盒子”是沈博伦花500元请一个做家具的人打造的“艺术装置”。戴上装置的他成了一个方脑袋的人，看起来有些像上世纪90年代动画片里的机器人，又有点像海绵宝宝。

　　沈博伦的伙伴李蔚然观察了一下四周，下班时间，这个北京最老的换乘站内空气闷热，气味混杂，成百上千的上班族脸色木然地穿过地铁站。她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像电影《滚滚红尘》中难民“冒着生命危险在港口挤上逃亡台湾的轮船”：“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匆忙的，每一个眼神都是呆滞的。很少看见有人聊天谈笑，更没有人左看右看关注一下身边的事情，没有人读书，没有人拉手，没有人接吻。”

　　为了这个场景，沈博伦特意穿上了自己告别多年的卡其裤与白衬衫。

　　在似乎永远不会停滞的人流中，这个头戴木盒子的“海绵宝宝”停住了脚步。装置正面镶嵌的iPad开始播放早已录制好的影片，音量也开到了最大。

　　昏暗的地铁站中，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闪过，一个个问题也蹦了出来：

　　你好吗？

　　你觉得你过得有意思吗？

　　你到底想做什么，想追求什么？你现在的状态是你想要的状态吗？

　　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一定要被同化才能活下去吗？

　　“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上班。”

　　如果不是因为压抑不住脑子里不断冒出来的一个个问题，沈博伦现在或许过着非常体面的生活。

　　在朋友李蔚然的眼中，沈博伦的最大特点是“欠扁、随性、直率”。他名校毕业，曾经在一家外资企业有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的生活没多久，因为受不了 “感受不到生命激情和价值”的生活，便辞了职。

　　从此，他成了一个整天晃悠的“无业游民”。

　　在北京东三环边的合租房里，这位穿衣服松松垮垮、依然有着学生表情的入门级艺术家，盘起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谈起了自己的感想：“这个体制是一个非常机械化的体制，一个机器一样的制度，你要从一个零件变成另外一个零件，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你就不是那个零件。”

　　他想从这种庞大机器上一个零件似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年轻的这代人和上一代人已经不一样了。”扛着摄像机在南京、深圳、北京等10个城市与成百上千个年轻人交流过彼此的人生困惑之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上一代的人可能有了足够的物质，就会对生活感到满足；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会，他们要满足的是不断提升的自我意识。

　　面对人生，和沈博伦作出类似选择的年轻人还有很多。10月中旬，北京被严重雾霾笼罩的那几天，一个网名为“坚果兄弟”的湖北青年每天都会拖着重达240斤的吸尘器，在首都内城的胡同里走街串巷4个小时。

　　这是他的“尘埃计划”。他计划像这样花100天时间吸收雾霾。最终用收集起来的尘埃做成一块砖，送给某个建筑工地。

　　如果一切设想都能顺利实施的话，这块砖最终将“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默默融入某栋房屋中，像尘埃一样消失在成千上万块砖里。

　　“坚果兄弟”做过的许多项目都是如此，像一个个摊在阳光之下的直白的疑问。最近在北京展出的“北京黑话”，是一间写满了“黑中介”电话号码的小屋；而之前在深圳的“无意义公司”，则雇用了一票志愿者专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为蟑螂鼓掌，在上班高峰期与汽车赛跑(最后还跑赢了4辆车)，乃至在公司里睡大觉。

　　发起过56个艺术项目的他和沈博伦有着相似的认识：“上班有很多时候就是人的异化，不停地制造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开心。”

　　2012年的“百分之百奢侈品”项目，坚果找了100个人在一个艺术空间里“玩”砸石头，“无聊砸、使劲砸、无意识砸”，每人砸1个小时，时薪100元，把石头砸成石头粉，就形成了一件“100%奢侈品”——

　　“采用逾亿年历史的100%纯天然石材。

　　“由100位非著名人联合纯手工订做。

　　”细腻完美，超越任何实际使用功能。

　　“是无用的至高境界。

　　”全球仅此一件。

　　“100%奢侈品，地球人都懂。”

　　他给这些石头粉定下了“全球公开售价100万元人民币起”的奢侈价钱，以表达自己对奢侈品种种特征的理解。当然，并没有人来问他买这些石头粉。

　　包括最近的“尘埃计划”，除了有限的、入不敷出的赞助，“坚果兄弟”没法从这一场每天4个小时的大暴走中获得任何收入。

　　不是艺术科班出身，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在不同城市之间飘飘摇摇地继续着随时可能撑不下去的项目……在北京内城胡同深处一个青年旅社里，住6人间的这位客人谈起自己的生活，觉得挺开心：他关心社会的运行，并且可以提炼出其中的问题，对此做一些有趣的改变。

　　有一回，一个媒体来采访，问他：“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他知道人家提问的意思，可想来想去，唯一的答案是：“上班。”

　　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沈博伦接触过许多人生已经步入正轨的中产阶级同事。在他看来，这些生活稳定的中年人早已在这个庞大的机器中游刃有余，而他周围的年轻人不是这样的，在混成“老油条”之前，他们有着关于生活的形形色色的疑问，他开始想，自己能不能就去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把这些疑问记录下来。

　　而当对“原则”较真儿到某种程度，他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今年6月21日，沈博伦的女儿出生，而他与孩子的生母早已分手。

　　要让女儿在这个城市获得合法的公民权很简单，他完全可以与自己的前女友领一张结婚证，而后再迅速地离婚，以此换取女儿落户的权利。

　　但他不愿意“对不合理的制度妥协”。

　　在咨询了计生委之后，沈博伦与前女友拿到了一张“密密麻麻的表单”，那是给一个未婚生育的孩子办户口，他们必须得办理的若干证明；另外，他会面临一笔数目不小的“社会抚养费”罚款。

　　这两个年轻人的反应很简单：

　　女儿，要生；婚，不结。

　　“婚姻不应该与生育权捆绑在一起。”沈博伦后来对媒体说。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事情，意识到这个制度的扯淡”，他与前女友决定，公开向社会众筹这笔罚款。

　　在这件事情公开之前，这个1989年出生的小伙子既坚决又忐忑。他想起了之前一个因为卖书在网络上被众人捧起来又群起攻之的文艺青年。

　　“没准会像他那样被骂个狗血淋头吧。”他想。

　　沈博伦怀疑，自己就算能够远离体制，也永远跳不出那个“盒子”

　　沈博伦的前女友吴霞怀孕大概30周的时候，因为一个项目，前媒体人随易在她家借宿了3天。

　　随易是另一个寻找生活意义的青年。他给自己设计了一系列的“居住实验”，包括去陌生人家里睡3天沙发、住一个月地下室，以及露宿北京街头。

　　听说了这个项目之后，吴霞主动为随易提供了一张可借宿3天的沙发。

　　他在随后的笔记中记下了这个孕妇的状态：她犀利、直接，挺着大肚子、带着创业团队在家里开会，办起事情来风风火火，却还是观察入微。对吴霞而言，与沈博伦的众筹项目是为了争取生育自由的权利，她能够自己替自己作决定，能够搞定生活与工作，却不可避免地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感受到孤独。

　　除了吴霞，随易还遇到过各种漂在北京城，带着故事的“沙发主”。其中有大一就退学创业的年轻姑娘，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晨6点起床，狠狠地健身1个小时，直到达到“完全动不了”以至于想哭的极限状态，然后才能真正醒过来，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也遇到过住四合院的青年男子，开一个教授传统文化的空间，在古琴、清茶中看来来往往的人，一次次听到好奇的客人弹“沧海一声笑”，听到几乎想吐。

　　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随易也不知道。

　　他能够说出一堆看起来理由充分的语句，譬如“我是在做一个关于自己的实验”、“我是为了探讨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建立及私人空间的意义”，但说到底，他能想到的最大的理由也许就是“好玩”。

　　这同样是“坚果兄弟”在接近而立之年时转行做艺术的理由。

　　作为一个前广告人，他曾经有过关于职业的梦想。他靠自己的文笔走过了小半个中国，从武汉到嘉兴，从海南到深圳，一路上卖过集成吊顶，推销过肉松，写过大篇大篇的房地产广告——把臭水沟写成“优美河景”，把楼间距近写成“方便邻里沟通”，等等。

　　工作多年之后，坚果发现，世界没有被改变：“你只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想跳出来很难。”

　　这与沈博伦的观察不谋而合。通过做这个名为“+box”的项目，与各个大城市的年轻人聊过以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人口啊、制度啊，导致你所谓的个人努力都是白费的，你上不去。”

　　沈博伦怀疑，自己就算能够远离体制，也永远跳不出那个“盒子”。

　　而坚果所做的，是尽力不让环境改变自己。

　　他不觉得自己有多少叛逆的情绪，只是在遇到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时，会“本能地觉得这个不舒服，本能地就有反应”。

　　在2009年的一趟北京之行中，他发现社会上已经有年轻人在做着一些公益性的抵抗运动。最初是觉得惊讶，“有一些触动”。

　　没多久，他就辞去了工作：“要做一些非营利的事情，和我自己的兴趣相关联。”

　　他说，放弃工作容易，放弃理想很难。

　　他所遇到的选择与疑惑，与沈博伦遇到的“一千个年轻人”面对摄像机提出的疑问并没有太大差别。

　　在按部就班、似乎永远不该有疑惑的生活中，他们还是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会问你们是不是每一天都过得和我一样？”

　　“我想问大家觉得自己在做的事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吗？”

　　“你们觉得走向社会之后，变得世俗之后，是真正的成熟吗？”

　　他怀念那种“野生状态”：“想上山就上山，想游泳就游泳”。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下午，“坚果兄弟”从借宿的青年旅社里走出，到隔壁挂着“北京白菊电器有限公司离退休办公室”招牌的院子里拖出他的巨型吸尘器。

　　这个吸尘器每天工作4个小时，吸入的空气相当于62个人每天吸入肺部的空气总量。

　　拉着这台大家伙，他在北京的街道上健步如飞。大多数时候，这个留着长发、穿着暗色调夹克的青年人并不惹眼。唯一一个主动跟他攀谈的人是他的“同行”。

　　“一个扫地的阿姨。”坚果笑着说，“她问我能不能帮她把路边的垃圾吸掉。”

　　“坚果兄弟”常常会想起自己童年时候在乡下的日子：一个人跑到河里，躺在水中看天；或者是跑到山上摘果子。一发呆，就是老半天。

　　他怀念那种“野生状态”：“想上山就上山，想游泳就游泳”。

　　他想问：社会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所有人都忙忙忙到停不下来，过的却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他知道，就算能回到成长的村子里，再也回不到那种生活。

　　“现在的农村和城市差别已经不大了。”他说。

　　他曾计划过一个项目，是讽刺奢侈品与消费主义的：找一个LV包，或者一辆跑车也行，用“创意性的、有趣的方法”将这些奢侈品毁灭。“我们可以放很多种子在包里，很多天后，你会发现LV包包成了一个漂亮的、绿色的微型植物园”。

　　他想表达的是，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简单而美的生活，与奢侈品没有一点关系，“与其一辈子被物质绑架，不如重建游戏规则”。

　　但是这个项目最后并没能实现，因为没有人愿意提供那个LV包，或者跑车。

　　一些成功的项目也往往不大被人理解，譬如在关于“无意义公司”的页面下，就有网友自信地评论：“这哪是‘无意义公司’，纯粹是‘精神病公司’！！！”

　　还有人说：“老板钱多了找不到花处！又一个装逼的。”

　　坚果甚至琢磨过，要是把这些评论收集起来，也能做成一个艺术项目。

　　这些活跃在城市里的艺术青年，多少都习惯了旁人不理解的眼神。他的“北京黑话”在北京一个老小区民居改成的艺术空间内展出，观众只有按门铃才能入内参观，因为艺术空间刚装修好的时候，迎来最早的客人，就是小区里热心的大妈们。

　　她们会熟门熟路地进屋环顾，问策展人：你们这是干啥的呀？展览？谁允许你们办的展览？

　　再一张望展出内容，居然有一间房挂了形形色色情侣拥抱的照片，那就更要好好批评批评眼前的小年轻了。

　　策展人张理耕曾经找来一帮年轻的艺术家专门为这间小屋设计了一系列展品。一个姑娘做了一份反映自己对“MH730马航事件”哀悼的作品，图片都已经发给他看过，最后却交不出实物——因为一不留神被她爸爸当作垃圾扔掉了。

　　不顺遂的生活有时会给“坚果兄弟”提供意外的灵感，比如写着1000个黑中介电话的“北京黑话”小屋，就来自不止一次的租房上当受骗经历，有时他被骗住隔断间，有时他住上的是甲醛超标房，房东还不退还押金。

　　他对贫穷的感觉并不陌生，甚至总结出了经验：“有时候你穷，就能够体验到那种很细微的东西。”

　　他从湖北大学毕业已经11年了，没有正经工作，在青年旅社里面住一间6人间，走在大街上被清洁工阿姨引为同道。很多的项目他实现不了，常常做一些没有收入来源的艺术活动，经济常常处在拮据的状态。

　　对自己为顺从本能而付出的代价，他显得很无所谓：“怎么说，还活着嘛！现在很少听说有人饿死，是吧……回深圳万一没钱，睡帐篷也可以的。”

　　“这些一下子就有答案的问题其实根本没有生活真正的逻辑。”

　　为女儿筹措社会抚养费的“项目”公开以后，沈博伦不出意料地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在标题写着“众筹社会抚养费只是形式 不结婚也应享受生育权”的报道下面，许多网友看起来很是激动。

　　“你就是害人！你不配谈生育权！”有人留言说；

　　有人留下评论：“你明知不能和女友组成家庭，你还是坚持把小孩生下来，我只能说你认为的个性在我看来就是极端自私”；

　　还有人试图从更深层次去分析这个问题：“1.西方和中国的国情不同，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中国做简单的对比；2.生在中国而且没有能力去外国的话，一切就要适应中国的国情；3.沈还是个不成熟的人，把当爸爸看得太简单了”……

　　事情引起大众关注后，沈博伦应邀上了某电视台的一档谈话类节目。在演播室中，他被分配坐到了单独的一头，演播室的中心则是围成一圈的主持人与4个专家。

　　“人民有生育的权利”，在演播室的角落，这个瘦瘦小小的男生努力向在场的嘉宾解释：不管他与孩子母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都不影响他们共同的对孩子的爱。他觉得，这比现在很多“形式上的家庭”要更好。

　　年轻的父亲期待的是一场平等的探讨与观念的撞击，结果他发现自己被“围剿”了。

　　“人民有自由，然而你可以任意妄为地去做任何事情吗？不可以。”一位律师挥着手反驳说，“同样地，你可以不可以在不结婚的情况下生育，当然可以，但是，你要实现这个个体生育的权利，你必须服从社会规则。”

　　另一位专家则质问他，为什么不去办一张结婚证？只要9块钱而已，什么手续都可以顺顺利利地办下来了。

　　沈博伦给出的答案是，他不能用一个错误的手段，去回应另外一个错误。

　　然而他的话一次次被激动的专家所打断。

　　直到现在，提起那些常见的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位年轻人依旧有些意气难平。他感觉，大多数人根本不听“一个人应当享有生育权”、“这样的事情在国外早就已经很普遍了”这些解释，而是一遍遍地教育他：你这是在中国！你得过和我们一样的日子。

　　但他知道内心质疑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的人不止他一个。

　　沈博伦的多年好友李蔚然觉得，面对“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很多人的回答是盲目的：“为什么工作？挣钱！为什么挣钱？买房！下班干什么？大众点评找地儿吃饭！为什么吃饭？发朋友圈！”

　　“这些一下子就有答案的问题其实根本没有生活真正的逻辑。”

　　在她看来，沈博伦跟她认识的中国普通男青年只有一点不一样：他想问题没有约束，没有极限。他从刚上大学就开始打工赚钱，并不是不了解生活辛苦的人。

　　沈博伦顶着“方盒子”在建国门地铁站的人群里走时，李蔚然帮他拍视频记录。

　　拍着拍着，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女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镜头里，用手拍了拍沈博伦，问：“先生，您这儿干吗呢？”

　　一眨眼，小10个“制服小伙子”围了过来。

　　吓坏了的同伴帮“海绵宝宝”摘了他脑袋上的木盒子，搂着他慌不择路地乱走。但就在五六个“制服”都尾随着他们的这当儿口，沈博伦又把装置戴回了头上。

　　“我只想把行为做完。”他后来说。

　　于是制服们一拥而上，一把薅下了艺术家脑袋上的木盒子。一个“眼珠都快瞪出来了”的男青年使劲儿挥舞手臂，对他说：“走，跟我走！”

　　文艺青年们目瞪口呆，拔腿就跑。

　　后来“制服”对被逮住的文艺青年解释，要制止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行为干扰了上下班高峰的人群。但李蔚然觉得，该听听这些提问的正是他们：“地铁上下班高峰的乘客们其实就是行走在社会僵硬模式中的人们，他们7点起床，8点挤地铁，9点上班，5点下班，机械地跟随着所有人的脚步，我们的行为是在他们熟悉的生产线上唯一的景色，也是打破僵硬最有可能的启发。”

　　她想起那个傍晚地铁里的人潮，就像是“油画上一片黑白的不均匀调色”，一片灰蒙蒙的。

　　一系列行为被沈博伦定名为“漠视”。

　　还有一次是在北京大学的自习室里，“木盒子人”坐在学生中间，播放着关于教育的问题：上课学的东西有用吗？学习和工作有多大的关系呢？很多老师明明能力不行，为什么会被留下来？

　　没有人来打扰，也没有回应。学生们都在认真自习。

　　沈博伦觉得那是一个“很荒诞的场景”：在一个学习的空间，有人大声发出疑问，而所有人都假装听不到。他想，这就是真正的“漠视”吧。

　　“有梦想的人就都是年轻人。”他说，“我希望自己临死的时候还有梦想。”

　　10月的一个暖阳天，在合租公寓里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聊起这一路所见所闻的时候，沈博伦已经有几个月付不出房租了。他说自己日常会去拍一些片子补贴家用，但在那个午后，他与人频繁联系的，并不是拍片子的业务，而是为一个项目寻找合适的展示场地。

　　他不大乐意提自己的父母对“不婚而育”的看法，只说他们最终对儿子表示“能理解”。从各路媒体零星的报道来看，父母一开始无法接受儿子的做法，还偷偷给孙女的母亲塞过钱。他们也吵过，但家长远在天边，能做的事情有限。

　　而沈博伦已经想得很明白：如果扛不住父母的压力，则实现自我的第一步都很难迈开。

　　他说起自己前两天刚带着女儿去过的一个村庄：在北京远郊的山里，有很多北京城里工作的白领住在那儿，形成了一个“鸡犬相闻”、大家都像家人一样熟识的社区。社区里还有一所“华德福学校”，它致力于激发孩子生命潜能，谈起教育理念时会说很多的“爱”“自由”，鲜少作业，没有考试。

　　他打听了一下当地租房的行情，有些人家花10万元，就能租一个四合院10年。

　　“也许我以后可以去那里过日子呢？”他说。

　　他在微博上写：“我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她随时伸手我都不需要担心她安全的地方。”

　　他相信，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在住到第9个陌生的沙发客家中时，随易想明白了自己这一串“居住实验”的“合法性”：“有些事情的意义不是外界给的，能提供给他们意义的只有你自己。”

　　“什么是成功？”“坚果兄弟”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要一个定义，我觉得，为注定失败的事业奋斗终生，才是成功。遵从生命本能去活，按兴趣去活，而不是活在外界的标准里，这才是成功。”

　　于是，三十好几的他想象不出，未来，自己会怎样生活：“我读高中的时候没想到读大学时会写诗，我读大学的时候没想到以后会不写了；我也没有想到，自己毕业以后会做非营利的工作，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搞艺术，可能接下来几年我在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

　　对他来说，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甘心“一辈子上班下班，为房子车子奔波，直到老去，把照片挂在墙上就成了归宿”的日子。他期待未知的事物。

　　“有梦想的人就都是年轻人。”他说，“我希望自己临死的时候还有梦想。”

　　在一系列关于人生的问答中，沈博伦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电视台技术人员说，自己就想问一句“你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你想要的吗？”

　　这个人选择电视台的工作，就是因为家里人都觉得“稳定”。他放弃了自己想做的事情，选择了众人眼里比较容易的那条路，最后却发觉，自己过得一年比一年不如意，离梦想越来越远，日子则是越过越窝囊。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说出来。”艺术家总结道。他宁可拖欠房租也要执着于自己的路。

　　他的微博上还写着一句：“我这辈子做的所有事儿都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所有人——反正怎么说都能圆满。”

　　怀着这种想法的沈博伦，到底叫上几个小伙伴，走进了建国门地铁站。

　　在滚滚的人流面前，他戴上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艺术装置，调高音量，发出了这一代人对世界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