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腐败之殇：万庆良主政揭阳时曾创造成功模式

　　“能人腐败”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破坏政治生态。“能人”落马令组织痛心，令百姓惋惜，但绝不值得同情，更不能姑息纵容。对其要坚决惩治，不可功罪相抵。同时，要在日常管理监督中严格执纪、抓早抓小，在选人用人方面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当天，中央纪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仇和的政治生涯也在这一天“闭幕”了。

　　仇和是近20年来中国官员群体中争议颇多的“明星式”人物，“明星”陨落之际，让人反思“能人腐败”之殇。

　　去年10月，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向江苏省反馈巡视情况中指出，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能人腐败”这一新提法、老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和警惕。“能人”走向腐败令人痛心惋惜，那么，“能人腐败”如何破局？

　　多发：“能”却不清廉 “任性”坏“生态”

　　2015年首位落马的副省级官员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也是“能人腐败”的代表。杨卫泽在主政地方期间，有人夸赞他是个执行力极强的“能人”。他的政绩以城市规划建设居多，苏州环城高架、无锡新城改造、南京地铁都是在其任期内动工的。

　　同样，“能人”的标签在其他一些落马官员身上也很明显。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主政揭阳时，曾创造过被媒体称作“欠发达地区突破重围的成功模式”；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主政宜昌期间，搬回了全国文明城市和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两块“金字招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有着国企高管中罕见的学术背景，是金融界公认的“有能力的银行家”……

　　然而，正是这些“能人”、“明星官员”，在政绩光环的掩护下，大肆贪腐，频频得手，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危害。

　　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课题组组长邓联繁说：“腐败的‘能人’往往喜欢搞形象工程以显示其能耐，并趁机中饱私囊，容易破坏经济发展规律，影响可持续发展。”

　　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曾被当地人称为“经济能人”，在他的庇护下，广州商业繁华地段珠江新城的冼村的大量土地、物业被低价出租，村民利益严重受损。而仇和在昆明任职时，强力推行种树，从江浙一带花大价钱运来树木栽种到昆明。但是，2013年一场大雪，这些树因无法适应当地气候，全部死了。

　　“能人腐败”带来的危害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更表现在政治生态的恶化。一些地方发生“塌方式腐败”，多有“能人”的影子。

　　“腐败的‘能人’往往独断专行，不遵守民主集中制，使得同级监督失效，破坏政治生态。”邓联繁说，“腐败的能人身边往往聚集了一批对之钦佩、言听计从的干部，更容易在主政之地搞山头、拉帮派，最终导致塌方式腐败。”

　　求因：一俊遮百丑 监督有死角

　　这些“能人”为什么会成为腐败分子，甚至边腐边升呢？

　　在现实中，相比“为官不为”“庸人腐败”等，“能人腐败”往往会博得一些“同情分”。“某某在当地还是干了些实事的”“某某还是挺有能力的”……在一些“能人”落马后，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甚至辩护。在这种“一俊遮百丑”的好干部标准之下，“能人”身上的光环容易遮蔽其腐败。

　　“而且，‘能人’往往肩负重任，组织有意无意放松了对其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能人’放任自流，直至无视法律、践踏法治。”邓联繁分析。

　　成都多家融资平台公司一把手“五连倒”的“腐败奇观”正说明了这一点。2012年至2014年11月，成都市先后查处了成都工投集团、兴蓉集团、高投集团、投控集团、建工集团等多家国有企业负责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这批融资平台公司以经营业绩为地方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这5家公司的老总，无一不是业绩“能人”，如今却全部落马。

　　成都市纪委工作人员从制度层面分析了这些案件产生的原因，一是国企的外部监督存在着死角、漏洞，公司业务脱离行政监管；二是公司内部没有坚持民主决策，一把手权力过大、运作透明度不够。

　　另外，在同样条件下，“能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现制度漏洞，更善于突破政策空间。随着官位攀升，腐败的能量越来越大，导致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组织更难及时发现。

　　在被称为“广州史上最大贪腐案”的白云农工商系列腐败案中，广州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涉案金额高达近4亿元之巨。不少人认为张新华是“能人”，让濒临破产的国企“起死回生”。2014年12月10日，在庭审中，张新华也坚持为自己辩解，声称是“在保护国有资产”“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事实上，据媒体记者调查，张新华的贪腐手法相当有“技术含量”，背后还有一干专业人士充当“智囊团”。张新华打着国企改制的幌子，私设公司偷偷转移国有资产；捏造债务，让自己“掌管”的国企向自己非法牟利的私企“还钱”。他玩弄着闪转腾挪、空手套白狼的“资本戏法”，连办案人员都称其“善于销赃，使人抓不到把柄”。

　　防治：纪律挺在前 用人德为先

　　“能人腐败”令中央痛心，令百姓惋惜，但绝不值得同情，更不能姑息纵容。对其要有刮骨疗毒的决心，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不包庇，不纵容。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而更多的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和精力。但是，一着不慎毁于一旦。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功罪不可相抵。”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零容忍”的态度查处了一批所谓“能人”的腐败分子，而不论是谁，有过什么功劳。

　　然而，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干部群众反映的“能人”身上的作风问题、廉洁问题，认为是个性问题、细节问题，不过问不追究，久而久之，这些“能人”就变本加厉，愈贪愈烈，最终违反党纪国法。

　　对此，“要把严明纪律体现在日常管理监督中，严格执纪、动辄则咎，抓早抓小，使广大党员真正敬畏纪律、遵守纪律”。

　　邓联繁建议，进一步明确对“能人”监督的重点，完善对“能人”监督的方式，提高监督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除了坚决惩治“能人腐败”，也要把好用人入口关，防止腐败“能人”带病提拔。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明确提出“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人不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

　　早在2011年，中组部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要求突出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把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

　　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向江苏省的巡视反馈中提出意见，要深刻总结“能人腐败”的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坚持把“德”放在首位，做到再能干的人“德”不行坚决不用。

　　邓联繁认为，还应进一步加强对“能人”的人文关怀，注意其思想动态特别是思想波动，防止其因羡慕攀比商人、工作严重受挫、晋升未能如愿而放松廉洁自律要求。(记者 孟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