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的秘密：生命力仅百天的虫子何以被把玩近千年

　　蛐蛐的秘密：一只虫和它搅乱的人心

　　一只重约0.65克的蛐蛐曾卖出5万高价；北京玩家租房养虫，不敢开火、不抹擦脸油

　　一种生命力仅百天的虫子，被把玩了近千年。

　　当虫季来临，玩家们付出体力和脑力，倾注财富，希望借此获得驾驭战斗的法门。在田间地头，古老的斗蟋文化与不断投入的财富相遇，并随之复活、繁荣、幻灭。

　　玩家中有北京城的退休教师、身家过亿的老板、年轻大学教授、国企金领、幼儿园园长、穿校服的小学生、名校博士生……

　　他们将为你打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蛐蛐是让成年人回忆童趣的玩物，是生命的解药，是堪比西班牙斗牛的文化象征，是帮助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宝藏，也还可能是击垮富豪的赌博机器。

　　蛐蛐，这种存活了至少1.4亿年的古老昆虫，用它的一生缔造了人间的快乐，也见证着现实的奇幻。

　　托孤

　　老崔给虫友于佳发了条短信。

　　“把我的罐子拉走吧。”躺在病床上，血液里的栓塞压迫了他的运动和语言神经，一说话会咬到舌头。

　　老崔的蛐蛐罐大大小小凑足了三桌。大罐子摆不开，他找人定做了手掌大的小罐。一层层摞起来，精心侍弄。

　　十几年前，老崔从北京某重点中学退休。70岁的他身高1米8，和老伴儿住在一套50来平米的房子里。争取了二十多年，老伴儿划出一块1平米见方的角落，让他伺候蛐蛐。

　　选虫、饲养和格斗，蛐蛐的玩法很像昆虫版拳击运动。玩家需要通过头形、牙形、须、腿、翅膀、颜色以及动态等生物特征，识别并判断出一只蛐蛐是否具备成为“泰森”的潜力。再依靠40-45天的静养，最后将蛐蛐倒进斗盆，用鼠须或芡草撩拨它的牙齿，指挥它赢得战斗。

　　据虫界人士估算，在虫季，北京城里每天蛐蛐罐不离手的玩家至少有1万人。

　　蛐蛐儿在老辈儿人的生活里拥有特殊的地位。三千年前，诗经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一百多个罐里的生命曾驱走了老崔的烦恼和孤独。这位曾经的数学老师愿意向你描绘一幅唯美的画面——繁星满天，青纱帐里蛐蛐低鸣。“除了天和地，只有你和吱呦吱呦的虫。”

　　2015年春节前，老崔中风了。

　　被“托孤”的于佳不敢接罐：“玩蛐蛐儿的人，斗的就是一口气。”罐儿在，就有念想，到了虫季他还能爬起来。

　　果然，转过年，虫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东了。

　　老崔还算不上最痴迷的玩家。一位88岁的老爷子，被医生宣告活不过80天时，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身上挂着尿袋、手背上打着吊针、坐着电动轮椅到了山东。他跟卖虫的农民说，蛐蛐叫百日虫，他可能活不到蛐蛐出战了，但到了季节“特别想听蛐蛐叫”。

　　黑风口

　　每年8月初，当第一场秋雨飘落，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它们的翅膀变得厚实、亮丽。雄虫震动翅膀鸣叫着从成片的玉米地、草窝、砖缝里跳出来，玩家们便像铁屑一样被“磁铁”吸引着，奔向山东。

　　按照蟋蟀学者的表述，因水质和土壤利于蟋蟀钙化，山东有一条自北往南的蟋蟀产区，位于东经116°30′—117°30′，包含宁阳、乐陵和宁津等16个地区。虫客们把去山东抓虫和买虫，统称为“下山东”。

　　其中，又以泰安市宁阳县和德州市宁津县最出名，两地蟋蟀彪悍善战，曾为历代朝廷进贡斗蟋。

　　按照当地公布的数据，每年至少有10万人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涌入宁阳县。这一数字，接近宁阳县82万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宁阳县乡饮乡小孔家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黑风口。

　　当年，远道而来的虫客为了看到第一手蛐蛐，半夜坐着小马扎，在路口拦截抓虫的农民。四周都是沟，天黑风大，起名叫“黑风口”。

　　许敬晴是村里的85后，从他记事起，村里就出现了拿着大哥大来收虫的上海人。改革开放后，斗蟋逐渐摆脱了“老四旧”的枷锁，开始成为一部分富人的新娱乐。他的家族参与了黑风口的开发——填平深沟，盖起两排门面房，还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竖起了一块石碑：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

　　圈里叫得上名号的玩家会带着上百万现金出现在黑风口。他们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张小方桌和一条小板凳，等待虫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摊位也寸土寸金，10块钱一个沿街排开。

　　最热闹时，整个黑风口“估计得有一千张桌子”——至少相当于村庄人口的两倍，许敬晴顿了顿，又补充：“保守地说”。

　　早上10点之前，黑风口会陷入瘫痪，所有车辆需要绕行——人群有多涌动，财富就有多黏稠。

　　虫客挤满了兰州拉面馆，烟酒供不应求，平时一个月都卖不出几桶的矿泉水断货了。“卖零钱”的吆喝声会告诉你，在虫季，即使没什么可卖的，零钱也是一种商品——100块钱可以换走95块零钱。

　　对一只好虫的渴望，驱使着虫客在早上5点钟出摊。“争的就是第一个看到撬子手抓到的蛐蛐儿。”许敬晴说。

　　撬子手是蛐蛐捕手的职业称谓。在虫季，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会像春节返乡一样，请假回家抓蛐蛐儿。

　　8月8日是约定俗成开始抓虫的日子，听上去充满好彩头。

　　他们趟遍了村庄附近的田地，又组成车队，向十几公里甚至上百里外的玉米地进发。裹着水绿色的迷彩服，撬子手的武器是头顶的矿灯、手里的网罩和腰间的竹筒。

　　男人们黄昏时出发。前半夜一垄一垄趟过田地逮虫。后半夜则要靠“听叫”——在地里吃饱喝足的雄蛐蛐会震动翅膀，召唤配偶。有经验的撬子手通过叫声，能听出蛐蛐的厘码和优劣。

　　那是从土地里冒出的真金白银。2015年，一只重约0.65克的蛐蛐在黑风口曾卖出5万块的高价。按同时期黄金298元／克折算，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足金，也不过194块钱。

　　蛐蛐被分装在拳头大的白瓷小罐里，用橡皮筋箍着。虫客根据阅历和眼光给价。有的把厚厚的眼镜抵在蛐蛐罐边上，打量半天：先看头，后看腿，再看皮毛不后悔，最后打草看牙。也有人一掀盖儿就报价。在这个桌上开价100卖不掉的虫子，到了下个桌，可能被1000块买走了。

　　许敬晴说，即使抓不到昂贵的“万金虫”，在象征凉寒的露水爬上庄稼之前，一个家庭也平均可以赚两三万。

　　万金虫

　　2016年秋天，许敬晴的叔叔卖了一只蛐蛐，1.3万元。对方出价1万，成交后感叹蛐蛐确实好，一高兴又给了三千。

　　买到好虫的玩家放起鞭炮；卖出虫子的叔叔买来烟花，又买了烟分给一起下地抓虫的战友。

　　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东，虫友在地头儿花150块钱买了两只蛐蛐儿，旁观的农妇惊讶得直吐舌头。

　　到了2003年前后，开着悍马、保时捷、奔驰的老板开始出现在市场，很快成为“大户中的大户”。当地有了新的致富经：“一只蛐蛐三头牛”。

　　始自宋朝的古书上，列出了青、黄、紫、红、黑、白六大类共260多个蟋蟀品种。不同的颜色和特定的形态匹配，便会演绎出等级悬殊的蟋蟀。“乌头金赤、蟹壳青、紫黄、青麻头、铁头青背、琥珀青、白牙青……”具备“帝王相”的蛐蛐鲜见，且不易辨认。

　　2016年秋天，42岁的北京玩家柳森花500块从黑风口买回一只“黄扳钳”——外壳黄色，牙齿像扳钳一样威武有力。

　　当年，他花了几万块收虫，最贵的一只叫价2万，8000元拿下。这只初看起来“中不溜儿”的黄扳钳，在当年北京虫王争霸赛上，赢得6厘1重量级的“虫王”。

　　“收虫儿就跟搞对象一样，别人看范冰冰、Angelababy好看，你就瞅不上！”3月18日的上午，柳森穿一件蓝绿色Polo衫，坐在摆满各式蛐蛐罐的方桌前。他在北京一家企业担任中层管理。

　　柳森每年会和几个虫友开着豪车下山东。在黑风口，他们包下十个摊位，拉起横幅收虫。临走时，他照顾村民生意，还买走了全村的土鸡蛋。

　　村民每年拉起横幅，放上鞭炮，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

　　柳森是朝阳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从小用酸奶瓶养虫。记忆中，天津名家郭景升制作的蛐蛐罐摆在木板车上，2块钱一对。如今，相同的罐子就摆在他的刺猬紫檀茶几上，价格已经涨了上千倍。

　　宁阳县政府曾做过统计，10万虫客在吃、住、行、购、娱乐、旅游六大块为全县带来3个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数字在280公里外的宁津是4亿元。

　　为了持续“虫经济”，宁阳和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中华蟋蟀大赛”。蟋蟀谱已出了五六十个版本。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

　　资深玩家王宪春曾劝过一个每年投入巨资买蛐蛐的朋友，没必要花大价钱买虫。

　　有虫客对许敬晴说，每年下山东，趣味最足的就是坐在农村的市场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被卖虫人簇拥着，“有种当皇帝的感觉”。

　　还有的大户，会包下半条街的旅馆，购置新的家具，创造最舒适的玩虫环境。也有任性的虫客，无法忍受早晨鸡叫，把村里的公鸡全部买来吃掉。

　　拥有市值过千万股票的虫客，会时不时微信截图给许敬晴：“我这股票又涨了。”

　　“玩的就是一种身份体验。”王宪春曾接触过大户玩家。金钱为他们铸造了自信的铠甲。投入巨资的人，最大的希望是获得一张顶级玩家圈的门票。

　　尊贵

　　万金虫进城后，住的是比北上广还金贵的房子——价值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蛐蛐罐。许敬晴的一位虫客，在上海专门拿出一套500多万的房子养蛐蛐。

　　许敬晴的部分同乡，在虫季结束时，跟着大老板一同进城。他们为蟋蟀调理饮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师”，月入过万。

　　于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他希望自己成为技术型选手，而不是人民币玩家。

　　为了赛场上的两三分钟，他常常需要准备一年。

　　为了不熏着蛐蛐，养虫的三个月，于佳要求全家吃饭馆，家里很少开火。“不怕你们笑话，那几个月，早上起来我从来都不抹擦脸油。”

　　按照书上记载，蛐蛐被熏了之后发软，六条腿抓不实地，严重的直接毙命。

　　后来，于佳在北京南二环为蛐蛐们租了一套房。他从网上买了两个养殖级的温控开关，只要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指向24度，开关会自动断暖断电。屋里铺满了塑料泡沫，保证蛐蛐们蹦出来不会受伤。

　　单是喂食一项，从古书上的小米、南瓜、绿豆，到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再到冬虫夏草、鲍鱼海参、蜂王浆、蚂蚁卵……人类对食物的拓展，也丰富着蛐蛐的食谱，玩家间常常讳莫如深。

　　在2016年宁津县举办的全国蟋蟀大赛上，于佳斩获一项全国比赛冠军。

　　于佳多次提到“信念”。他强调，打草的时候要有信念：我一定能翻盘。

　　为了练习打草时抖手腕的动作，他买了一个1斤的沙袋绑在手腕上，开着车等红绿灯的工夫也不自觉抖一抖。最投入的一次，他喂着喂着睡着了，手里的蛐蛐罐摔了，一睁眼看到里面放了三个不同的食槽，“太困了，喂了三次。”

　　门徒

　　在北京，蛐蛐王国的“领土”并不大。

　　占地40多亩的朝阳区十里河天娇文化城，能买到蛐蛐的门面不过6家，流动摊位二三十个。

　　初春的午后，在回旋着鸣虫叫声的店面里，66岁的首都鸣虫协会秘书长赵伯光在一根柱子前坐定，身后挂着“蟋蟀能人”四个大字。他身材高挑，穿一件立领皮上衣，手上戴着一枚红珊瑚戒指。

　　店面只一间房大，却是北京最全的蟋蟀用品商店。在摆满蛐蛐罐的货架顶上，陈列着一排泛黄的奖状和落有灰尘的奖杯。

　　从1988年开始组建北京市蟋蟀联赛至今，赵伯光组织的北京市友谊赛即将迎来第30届。他和位于西直门、广渠门等北京四九城的其他7个玩家，成立了八支队伍，打起循环赛。他们草拟比赛章程和竞斗规则，每年修改。

　　起初，参赛者每人5块钱，用于购买奖状和奖杯。后来，有支持者开始为比赛提供赞助，参赛的队伍从8支逐渐发展到22支。

　　赵伯光把斗蟋视为国粹，“就像法国人的歌剧、西班牙的斗牛一样”。他曾在电视上出镜85次，其中一次是应荷兰电视台之邀。对方此前拍摄了泰国斗鸡和西班牙斗牛。

　　这天，在接完一个关于为斗蟋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话后，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玩蛐蛐对修身养性和提升社会文化积淀的作用。

　　斗输了的那只蟋蟀不会鸣叫，“知耻也”。宋朝书法家黄庭坚总结了蟋蟀的“五德”：信、勇、忠、知耻、识时务。赵伯光试图找到人和虫在情感品格上的共鸣，并鼓励人像蟋蟀一样去战斗。

　　先后有23个徒弟拜在他门下。他们中有身家过亿的老板、北京城的年轻教授、国企金领、幼儿园园长，还有名校博士生。

　　赵伯光收徒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大学生。这既保证了徒弟的领会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进赌徒。

　　在被财富裹挟的潮流中，如何保全斗蟋蟀的味道，成了赵伯光最在意的事。

　　新领土

　　于佳敬重每一只为他征战过的虫子。蛐蛐临终时，他会拿火柴盒装起来，埋在小区花园里。常胜的蛐蛐还被他做成标本缅怀。

　　虫客们讲究生命轮回带来的虫运。一个有点迷信色彩的说法是，蛐蛐临终要厚葬，来年还能遇见好虫。

　　但在山东，“虫运”正渐渐枯竭。

　　在距宁阳县30多公里的曲阜，农民家里的《宁阳蟋蟀谱》都快被翻烂了。撬子手抓蟋蟀的半径越来越大，好虫却越来越难抓。

　　原来麦秸垛、墙角里，一翻就有。工业区、开发区的崛起，加上多年的扫荡式捕虫，如今车队要开四十多分钟去开辟新领地。

　　在泗店、姚村等大型交易市场，为了对抗人工繁殖的蛐蛐——“白虫”，卖家们拉起触目惊心的横幅——“抓到卖白虫的罚款2万”。

　　上海、北京、天津的玩家还在尝试去山东、河南、河北孵化新的市场。他们找到与宁阳处于同一纬度的处女地，投入金钱和设备，培训农民如何识别优质蟋蟀。

　　3月11日，在十里河，散落在北京各地的玩家，赶来和即将搬迁的文化市场告别。

　　“我那可是只漂亮的青衣白麻，小寿星头，黑面骨头大白牙，青翅包身。”一位68岁的老玩家挤在鸣虫区的过道里，讲起2016年的得意大将，两眼放光。

　　今年2月，文化市场腾退搬迁的通知下来后，赵伯光召集徒弟们开会讨论新店铺的选址问题。有徒弟建议转做网店，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虫友堂的招牌不能倒，得给北京爱玩蛐蛐的人一个歇脚的地儿。”

　　许敬晴一度搭建了一个网络交易平台。

　　当他在网上出售蛐蛐时，一个品相一般的蛐蛐，被虫客出价1000块。他怕邮寄过去虫客有落差，不断打预防针：“这种连500块都不值。”

　　虫客不理，转眼他手机上已经收到了转账提醒。

　　网络似乎拓展了新的领土。但行业缺乏优劣标准，以及笼罩在交易下的涉赌色彩，令他心情复杂。

　　他关停了网络销售的入口，总是忍不住回味起小时候去抓蛐蛐的单纯和快乐。

　　夜里，叔叔怕他走丢，一边趟地，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他走在湿热、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汗水越过脖子里的毛巾顺着脊背淌向裤腰。老玉米叶子唰唰划在脸上，辣辣地疼。

　　突然，一阵悠长的叫声响起，矿灯一亮，网罩盖住了油亮亮的一只蟋蟀。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实习生 王双兴 邓宇晨